艺术市场井喷 云南艺术家总被弃？

　“老中青三代艺术家都不缺，你在香港或者台湾都可以轻而易举的找到云南艺术家的作品，价格从一两万到10几万元不等，谁也说不准这些人当中谁就是未来的张晓刚呢。”

　　“昆明也不缺藏家，很多有实力的地产商，煤矿老板都在收藏艺术品，但是云南没有给他们提供一个健全的市场。”

　　4月，香港苏富比春拍以20亿港元的总成交额创下其单季拍卖的最高纪录;5月，中国嘉德春拍又以21.28亿元拔得内地单季拍卖的头筹;6月，北京保利春拍中的黄庭坚《砥柱铭》以4.368亿元的天价刷新了中国艺术品成交的纪录。刚刚在香港、伦敦等地结束的2010年春拍，不断被刷新的记录见证了艺术品拍卖市场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复苏。

　　另一方面，据雅昌艺术品调查公司的调查数据显示：2009全年中国艺术品拍卖成交额达225.31亿元，其中秋季成交额156.46 亿元人民币，比2008年同期剧增105%。

　　“艺术品投资的回报率在最近10年绝对是超过股票和房地产的。”昆明艺术学院艺术批评家林先生感叹，不用说十年前，就是5年前购买一幅张晓刚的画也就几万或者10几万元人民币，而2008年，这位从昆明走出去的画家的作品《血缘：大家庭3号》拍出4200万港币的天价，该画曾经出现在威尼斯双年展，当时估价仅是1950万到2700万港元。

　　而在过去的十年间，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取得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发展。不仅是拍卖公司、画廊等艺术机构得到迅速膨胀，艺术行业人群和收藏投资人群呈几何式增长;在艺术品成交价格上，更是屡创天价，从古代到近现代，再到当代的艺术品价格都翻了数倍、百倍甚至千倍。

　　一直以来， 云南总能吸引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在这里创作，他们活跃在丽江古城、静养在洱海湖畔、或散落在昆明的边缘地带。但不管艺术品市场好与坏，热与冷，似乎与出产大量优秀艺术家的云南并没有关系?

　　市场

　　云南艺术家总被抛弃在外?

　　一年了，沈见华的作品依然挂在墙头。洱海边，艺术似乎不是稀缺品;和住在这个村子的其他艺术家一样，他必须重新丈量艺术与现实的差距，或者选择离开。

　　洱海的风习习吹来，掀开麻布制成的门帘在小楼里转悠一圈后带走浊气——这里是白族民居。来自上海的艺术家沈见华和他的三口之家享受着云南带给他们所有的不同。这是美好的生活，但美好的生活必须建立在良好的经济基础上，这是沈见华始料未及的。

　　一直从事摄影的沈见华初到云南时曾举办过一次作品展，他相信自己的作品可以在云南寻找到市场，但一年过去了，屈指可数的收藏者仍然来自远方。“我正在考虑搬到泰国清迈去，听说那里氛围不错，市场也会好一些。”沈见华认为，打算抽时间到泰国走一圈。

　　和沈见华有相似经历的还有创库画家胡俊，1988年毕业于云南艺术学院，但在整个坚持创作的1990年代胡俊没有卖出过一张画，如果不是一份大学教员的工作为他解决生活成本问题的话，他也许早就放弃了纯艺术创作之路。而今，他签约了由台湾地产商李志铭先生创办的起艺画廊，每年为画廊提供6幅作品;而画廊负责在北京、台湾、纽约等艺术展览中对其作品进行推广。

　　“云南是艺术家的天堂，也是艺术家的地狱。 ”从创作来说，云南文化的多样性为艺术家提供了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素材，而云南的市场却逼迫艺术家集体出走。就在艺术品市场不断升温的10年里，云南艺术品市场却始终处于较低的水平线上。胡俊说：“云南不缺艺术家，也不缺优秀的艺术作品，但很多艺术家作品出来后只能放在家里等买家。”

　　有人说，从云南走出去的这批艺术家本身就是一个产业，他们年均创造的产值可以轻而易举的超过云南一个县的年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云南产生的中国第一个艺术社区——创库里，唐志刚、张晓刚、叶永清、毛旭辉等等一批有影响力的艺术家验证了这一点。他们从云南走出来，他们创作的艺术品成为佳士得、苏富比等等引领中国艺术品市场的拍卖公司最炙手可热的拍品。“2009胡润艺术榜”中，2008年度公开拍卖市场作品总成交额最高的中国在世艺术家排名榜单中，云南籍艺术家张晓刚以3.01亿元的总成交额排名第一。”

　　但是，高产值的艺术家们并没有给云南的艺术市场带来生机。在这里，几乎完全没有为艺术家提供艺术品市场所必需的任何一个环节。唯一一家画廊的运作只能依靠其他副业来支撑;唯一一家获得“一、二、三类文物拍卖”资格的专业艺术品拍卖机构仅有“典藏”拍卖公司一家。而该公司的叶副总表示，公司现在主要集中在杂项、字画等传统项目上。该公司在今年艺术品市场升温的大背景下，刚刚落槌的春拍达到了3000万元的成交额，这虽然不是该公司创造的最好业绩，但也算是较好的成绩。但他们也很少涉足当代艺术，因为市场不在云南。

　　“老中青三代艺术家都不缺，你在香港或者台湾都可以轻而易举的找到云南艺术家的作品，价格从一两万到10几万元不等，谁也说不准这些人当中谁就是未来的张晓刚呢。”胡俊说。

　　“云南是一个失败者的天堂。那是一个失败者去了会忘却自我的地方。”叶永青回到故乡昆明时曾这样说。艺术家的敏感注定了他们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群体，所以云南总能成为艺术家的避难所。可他们一旦养好伤，积蓄了足够的能量便会选择离开，因为这里没有可供他们飞翔的空间。

　　收藏

　　云南其实不缺藏家

　　在阳光明媚的华山南路上，陈勇透过玻璃窗被街上路过的人群打量着，和他店面里挂的国画一样，30多岁的陈勇显得有些老沉，但自信满满。在这里集中着昆明仅存的几家画苑、画店和画廊，陈勇经营的君来访书画苑由云南著名书画家袁晓岑题写。年富力强的他是专业的藏家也是精明的商人，除了画的价格，他几乎不会透露任何与经济有关的信息。

　　和大多数中国藏家一样，云南的藏家也不愿意透露自己的信息，他们虽然一掷千金，但却总是保持着神秘感。

　　近年，中国投资者的购买实力不仅仅体现在内地拍卖市场，在香港拍卖会上，中国内地买家的力量正在逐渐增强。今年香港苏富比和佳士得的春拍显示出了中国收藏家极大的购藏热情。佳士得亚洲区总裁高逸龙在拍卖会结束后向媒体表示：“ 香港拍场上的活力是我从未感受过的，来自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及亚洲其他地区的买家对于顶级珍罕的精品竞投激烈。尽管全球其他地区的经济还处于复苏期，但亚洲艺术市场上却似乎看不到丝毫经济低迷的踪影。”

　　当然，海外拍卖市场同样感受到一股来自中国的强劲购买力，今年5月11日，佳士得伦敦“中国瓷器与艺术品专场”，华裔买家包揽了本场前10名中的 6件藏品;5月17日，英国伦敦宝龙拍卖行“中国瓷器与艺术品专场”，中国买家成交额达300万英镑，占全场成交额的45.46%(本场总成交额为660 万英镑)。

　　这种场景在纽约等其他地区的拍卖会上并不鲜见。2008—2009年，中国投资者在佳士得的购买力增长了94%;2009年，苏富比中国内地买家首次超过香港买家，其购买力较2008年春拍翻了一翻。“在伦敦和纽约，虽然中国藏家数量少，但是他们购买力很强。”首尔拍卖香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沈美成说，在佳士得和苏富比有个玩笑：如果在拍卖会上看到一个中国人，那这次的价格就要涨10%。

　　大部分活跃在市场上的收藏家都不愿透露自己的身份。港台媒体曾这样描述这群“内地买家”：他们主要是来自江浙一带的私企老板，他们年龄大多在40到60岁之间，年富力强，精明能干。虽然他们未必是鉴赏的行家，但有着商人的眼光和头脑。即使中国的购买力被海外看好，Artnews2009年评选的全球顶级收藏家200强，却丝毫不见内地藏家的身影。

　　“昆明也不缺藏家，很多有实力的地产商，煤矿老板都在收藏艺术品，但是云南没有给他们提供一个健全的市场。”云南艺术学院美术馆馆长林善文说，昆明的艺术家似乎习惯将画摆在家里卖，而收藏家也习惯跑到艺术家家里买画，其实云南不缺少艺术品，也不缺少藏家，但艺术家和藏家已经习惯了这种原始的交易方式。

　　“我们现在每年的投入超过百万，但却一直没有任何回报。”文达画廊老板祝巍是云南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但在这个原始且混乱的市场里，祝巍有时显得力不从心。

　　“很艰难，大公司的拍品是人家送上门，而我们必须上门组织拍品。今年这个成绩已经很不错了。”叶副总说，云南艺术品市场很不成熟，拍卖公司本来应该是艺术品市场的末端，但他们现在不仅要与众多藏家打交道，还要与艺术家打交道。没有成熟的画廊，没有艺术经纪人等等中间环节。

　　投资

　　作品挤压却不知该从何入手

　　“美术史不是由艺术家单独书写的，他必须有艺术家、批评家、策展人、媒体、画廊、艺术经纪人、拍卖公司然后到藏家是一个链条来共同书写。”祝巍说，艺术经济体系是由西方人建立，艺术品从产出到销售都是完全透明的，艺术品的涨跌就如股票一样，一目了然。而昆明人还是习惯蒙着葫芦卖药的老办法，艺术品真伪全凭蒙，艺术品价格不看市场看关系。

　　在没有市场体系的情况下，昆明艺术家早在1998年、刚刚从重庆回到昆明的叶永清和陈家刚在后新街7号选定了一处老宅，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艺术家自营区。

　　2000年，记者刚到昆明时，被朋友硬拉到上河会馆喝酒，至今记者依然清楚地记得，进入院门就可以看到长满女人长腿的蜈蚣，不对，好像是蜘蛛。通过一个过廊进入会馆里面的大院子，艺术家们的画作挂在墙上，院子的另外一头是一个屏幕，用于展播影像作品。

　　“这是个小小的系统工程。酒吧、餐厅、咖啡和茶室、书屋和礼品间及客房，提供了会商、会议和会晤以及约会的良好环境。”叶永青应该就是经常坐在院子里，抱着茶壶的那个光头。提供这么多的经营项目主要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走进艺术，叶永青在达成愿望之前首先做了一个成功的酒吧老板。

　　很多艺术家在这里第一次卖出了作品。可买作品的人多半是外省、外国的收藏家。这不是叶永青想要的，他开设上河会馆的初衷其实就是想在云南开辟艺术品市场，培养一批云南藏家。于是，请本地商人、企业家吃饭拉关系，搞推销成了叶永青那一段时期最不愿做，但又必须做的事情。

　　当年叫卖都难以脱手的画，“现在那些作者的哪一幅画不升值?有的甚至升了几千倍，买画的老板可发了。”这也是叶永青感到最安慰的一点。张晓刚的画在1980年只要100美元一幅，1993年只要 1000美元一幅，2000年以后也不过只是几万元人民币一幅;直到2006年，张晓刚的《大家庭》系列在国际市场屡创天价，消息传来，连张晓刚本人也感到惊讶，“这些人都疯了吗?”而他的作品就曾在上河会馆出售过。

　　2001年，叶永青又创办了昆明创库艺术社区，这里成为了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艺术社区，从这里走出了许多重量级的当代艺术家。而就在这批艺术家从这里走向国际的同时，创库却日益衰落。“现在只留下五六个艺术家了，租金越来越高，作品越来越少。”至今仍然坚守创库的艺术家胡俊说，创库是中国第一个艺术社区，但现在被全国人民熟知的是北京的 “789”，上海的“莫干山路”等等，而且“创库”仍在不停地闹出各种风波，就连创办者叶永青本人也很少回到这里，他多数时间云游在世界各地。

　　画廊

　　原始市场需要“足球俱乐部”

　　“99艺术空间”是李志铭用来展示自己收藏作品的地方，但这个长期免费开放的艺术空间却少有市民光顾，这让满怀希望的李志铭感到极大的失落。“在美国一个艺术展的门票要六七十美元，还要排队才能看到，但是在昆明这么一个免费的空间却没有人来看。”李志铭以100万元的价格将展厅租了出去。而自己收藏的作品只能放在仓库里。

　　十多年过去了，就在这些从云南走出去的艺术家在佳士得、苏富比拍出天价作品的时候，云南还没有任何一家真正意义上的画廊。“小小的台湾在1990年代，成规模的画廊就达到了50多家，近年有10多家台湾画廊纷纷落户北京，抢占中国艺术品市场份额。”林善文说，如果没有画廊就等于没有了交易平台，没有交易，作品除了得不到更多认可，日常的生活开支也成了艺术家们必须操心的问题。

　　“如果我们云南有20家画廊，那么很多有潜质的艺术家就不用担心作品的推广和销售，拍卖公司也就不用亲自去组织拍品，市场也就自然活起来了。”张叶荣说，画廊相当于足球俱乐部，艺术家就是运动员;好的俱乐部与球星签约，参加世界最高级别的联赛;好的画廊与明星艺术家签约参加世界上最好的艺术展;在甲级队后面有乙级队，丙级队，画家就像是运动员，成名之前与丙级或者乙队签约，一旦被甲级队看中，身价自然跟着涨了上去，如果能在英超曼联队踢上主力的话，他就成为了世界球星了。在合约期满后艺术家也有自由选择更好的俱乐部效力。

　　画廊是形成艺术品市场最重要环节，他们直接联系着艺术家、经纪人、藏家或风险投资人等等，而拍卖会是属于市场的末端。在今年3月份的台湾《艺术家》杂志上记者看到，从今年1月到3月，全台湾各种艺术展览有千次以上，而这些艺术展主要由遍布全台的画廊和政府文化部门参与操作实现。“不管是在台湾还是其他地方，藏家会直接找有信誉的画廊卖画，因为他不需要花大量时间去考察每一个画家情况，每一个画廊都会与一批藏家建立长期合作关系;而每年春秋两季拍卖会是顶级藏家必须参加的，因为一般只有在画廊买不到的画才会到拍卖会上去买。”祝巍说。

　　而现在的云南，艺术品交易仍然停留在一买一卖的原始操作方式上。记者走访了昆明多家画廊发现，多数画廊其实只是美术杂货铺，他们只是简单的买卖美术商品;而画廊应该是一个艺术投资机构，他的主要功能是为藏家提供艺术品收藏资讯，挑选有升值空间的藏品。简单的说，画店提供的是商品，而画廊提供的是风险投资服务。

　　“云南市场上，我们算是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画廊，目前已经有3名签约画家。”祝巍说。文达画廊主营是大众更容易接受的风景画， 兼藏一些版画和当代艺术作品。如果市场继续走好的话，他会考虑收藏更多风格的艺术品。

　　即使如此，2007年4月开张的文达画廊经营得更像是一家装饰公司，现在他们的主业仍然是出售画框，以及为酒店等等场所提供装饰画。去年，在艺术品市场的持续升温中，画廊才正式全面展开艺术品收藏。“不知道回报会在什么时候到来，但开弓没有回头箭。”祝巍毫不怀疑云南艺术家创作奇迹的能力，他相信，在大盘整体走好的趋势下，云南会很快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市场体系。从长远来看，目前这也是云南艺术品投资的最佳时机。

　　■场外音

　　艺术市场的培养离不开政府

　　创库是中国第一个艺术社区，但现在正在衰落;99艺术空间被迫关闭。正当北京、上海、深圳、包括贵阳都已经意识到这个艺术市场的巨大潜力，不断加大扶持力度，争取议价权的时候，昆明这个艺术品高产的地方依然处于一种自身自灭的状态下。

　　有的城市直接由政府出资，或者协助开办各种艺术展，或者给政策扶持民间艺术机构开办艺术展，“但是出过那么多艺术家、发生过很多艺术现象的昆明却没有一个像样的双年展或者是有影响力的展览。”李志铭说，昆明要在今后的艺术品市场上取得话语权，就必须发展成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城市。

　　五华区在区划中失去了创库艺术社区，于是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在金鼎山一片旧厂房办起了金鼎1919艺术社区，但由于人气难聚，该社区并没有产生预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他们的方式是有问题的，通过招商引资的形式改造一片社区，商人投资是需要回报的，这样以来就把很多艺术家挡在了门外。”胡俊说。

　　“昆明不是要发展博物馆吗?如果完全由政府出资，政府管理的话，这些博物馆肯定不会发挥很好的作用。做这些必须有专业机构做，而政府只能是提供土地或者资金和监督的机构。” 李志铭说，建设多少博物馆不等于就是绝对支撑，而这些博物馆每年有多少展览，这些展览在世界范围内造成多大影响，这才是博物馆之城最重要的评估标准。

来源：云南信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