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传奇脂砚”，真是低劣赝品吗？百家讲坛老师有话说

一

　　今年5月22日至5月31日，笔者在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了《国宝传奇》，讲座主要以大收藏家、文化学者张伯驹先生收藏并捐献给国家的书画文物为主线，讲述了这些国宝背后的千年传承往事，讲座选取的文物以书画为主，唯独第九集讲述了张伯驹先生和一块传奇“脂砚”结缘的故事，节目播不久，雅昌艺术网就于6月9号转载了原刊于西安《收藏》公众号（编辑陈小利）上的一篇批驳文章，《收藏》杂志还为这篇文章取了一个十分雷人的标题:“《红楼梦》传奇脂砚，央视称‘国宝’，专家称其低劣赝品”

　　仔细阅读这篇标题惊悚的批评文章，发现文中所引用的主要材料是取自郭若愚先生写于1980年的一篇旧文，《收藏》杂志只是稍作整理，便取了一个骇人听闻的题目，以所谓“专家”之名博取围观！面对质疑，笔者重新阅读郭若愚先生《有关曹雪芹若干文物质疑》的这篇旧文，发现关于“脂砚”的这段文字通篇充满主观臆断，并没有任何确凿论据，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原作者篡改前人史料，以否定“脂砚”，所以，作为百家讲坛的主讲者，笔者认为有必要再重新梳理一下脂砚的流传历史，并对《收藏》杂志的质疑文章做出解答，以正视听！

在正文开始之前，先给《收藏》杂志公众号订正一个错误，该文说：“脂研斋所珍之‘砚’其永保”，这句话中的第二个“砚”字写错了，还应该写作“研”，因为在古代“研”与“砚”通用，砚台上所刻两个“研”字，均为“研”。质疑文字又说笔者在讲座中叙述“20世纪70年代，此砚再次神秘消失。”其实，这块砚台失踪的确切时间是在1966年，在节目中，笔者并没有明确指出具体的失踪日期，只是交代：“但由于不可预知的原因，‘脂砚’后来竟不翼而飞”。

(脂研斋所珍之研其永保) 

　　另外，笔者对这个骇人听闻的标题也要做出订正，这方“脂砚”不是央视说它是”国宝”，也不是笔者作为《百家讲坛》的主讲人断定它为“国宝”，当年鉴定“脂砚”是国宝的是收藏鉴赏家张伯驹、金石学家罗继祖、红学家周汝昌、红学家吴恩裕以及文博大家王世襄和美术史论家黄苗子等等这些专家学者。至于《收藏》杂志所说：“专家称其低劣赝品”。那么，这“脂砚”真的就是一方不堪入目的低劣赝品吗？到底又是哪些专家做出的质疑呢？

笔者拜访周汝昌先生

二

　　通读《收藏》杂志公众号质疑全文，该文主要引用了两个人的观点，一位是笔者开篇提到的郭若愚先生，也就是《收藏》杂志认定脂砚为“低劣赝品的“专家”；另外一位就是红学大家周汝昌先生的女儿周伦玲女士，让我们先来看一看《收藏》公众号所引用的周伦玲女士的文字：10月14日，吴恩裕到人民文学社去拜访父亲，兴致勃勃，说《文物》月刊同意接受谈芹文章，并代杂志社向父亲约稿，说他自己写‘风筝’等，非要父亲写‘笔山’‘脂砚’等。

　　周汝昌当时的态度是，“闻后甚诧异，又不宜峻拒，‘正相机应对’”。

　　1973年3月9日，“《文物》送来校样十份，父亲分寄李希凡、启功、何其芳、瑶四处听取意见。”

　　启功“建议将‘新本(靖本)’移前，将各件文物移后”，李希凡建议“把版本一节放在最前面，这样可以突出重点，其他部分可稍加压缩，把想像性的解说，不必说得太死太实，以免被别人抓小辫。”[①]

　　上文提到：1973年3月9日，“《文物》送来校样十份。父亲分寄李希凡、启功、何其芳、瑶四处听取意见。”

　　这应当是指刊发周汝昌先生所撰“《红楼梦》及曹雪芹有关文物叙录一束”一文的《文物》杂志，但这篇文章刊发于《文物》第二期，《文物》杂志是月刊，也就是说周先生这篇文章早在1973年2月已公开出版，这里怎么又会延迟到3月9日，《文物》才送来“校样”呢？时光应当不会倒流吧？

(《文物》1973年第2期)

 　　周女士文中，主要提到吴恩裕、周汝昌、启功、何其芳、李希凡等学者，从这段文字可以知道周汝昌听到吴恩裕的约稿后，十分诧异：闻后甚诧异，又不宜峻拒，‘正相机应对’

　　然后是启功先生等人劝说：把想像性的解说，不必说得太死太实，以免被别人抓小辫。

　　于是《收藏》就根据 这几句话得出结论：从这些内容不难看出，当时对于脂砚这样的文物，各方还是存有疑虑的，最终周汝昌见刊的文章，“板本”一节不仅放在前面，而且体量远超文物各节，但即便如此，借助《文物》杂志的影响力，脂砚仍然走向了前台。[②]

　　这些文字观点模糊不清，不清楚《收藏》是从哪一处文字里揣度出学者们包括周汝昌先生在内认为“脂砚”是有争议的“低劣赝品”？即使按《收藏》所说，启功先生等人有如上谈话，但周汝昌先生所写文章除了介绍“板本”和“脂砚”以外，还同时分门别类地介绍了与曹雪芹相关的“笔山”“图章”“画像”等文物，所以也不能说明启功先生等学者只是针对“脂砚”存有疑虑！另外周汝昌先生的文章写于1973年，当时“脂砚”已离奇消失了多年，而且多年前“脂砚”就已被文博界和红学家熟知，它怎么又会是凭借着《文物》杂志的影响才走向所谓的“前台”，实在不知道《收藏》是从何处得出的结论！

　　周汝昌先生是红学大家，和张伯驹先生是忘年好友，所以他还是伯驹先生得到“脂砚”后的第一位鉴赏者。另据笔者掌握的史料，周汝昌先生从未有怀疑过“脂砚”的真伪，他始终都对这方砚台持肯定态度。

　　1963年的春节，张伯驹、潘素伉俪从东北长春回京度假，期间伯驹先生的老相识白坚甫从四川重庆携带一块砚台来京，这就是红学史上著名的“脂砚”。伯驹先生遂将该砚收归吉林省博物馆，后来还把自己旧藏的一幅珍贵的薛素素墨兰图一并捐献给吉博。伯驹先生得到“脂砚”后，于1月31日，携带砚台造访了红学家周汝昌，所以周先生也就成了第一个鉴赏“脂砚“的红学家。周先生见到这方砚台后，欣喜异常，很快就写成了“脂砚小记”一文，并于3月6日刊登在香港的《大公报》上。在这篇文章中，周先生开篇就详细地叙述了他第一次见到“脂砚”的情形：今岁开春甫数日，丛碧先生忽见过小斋，谈次，探怀出一小匣，曰：“今日令君见一物！”启视，则脂砚原石赫然在眼。叹为二百年来罕见之异珍。爰为小记，亦艺林一段佳话。[③]

　　周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充分肯定“脂砚”对红学研究的重要性，他认为“脂砚实物之出现，其可资考索脂砚斋之为人者必多，而间接则亦有助于了解曹雪芹。”[④]并于文末再次强调“脂砚”的珍贵性，他说“脂砚之出，非独艺苑传赏之宝，实亦文坛考索之资。”[⑤]

　　继周汝昌先生获观“脂砚”后，又一位著名的红学家也得以第一时间鉴赏“脂砚”，这位红学家就是《收藏》杂志所引用周伦玲女士文中提到的学者吴恩裕先生。

　　1963年2月10日，红学家吴恩裕到访北京后海南沿张宅，张伯驹先生遂出示新得“脂砚”共赏。吴恩裕在其《考稗小记》一书中记述了鉴赏“脂砚”的经过：六三年二月十日，访张伯驹先生于其什刹后海李广桥寓舍，承其见示近日以重金购得之脂砚斋所用砚一方，砚极小，长约二寸五，宽二寸许，厚约三分；端石，粗边，不甚精。背有行草题诗曰：“调研浮清影，咀毫玉露滋；芳心在一点，馀润拂兰芝。”边署“素卿脂砚，王穉登题”。正面边题隶书字曰：“脂砚斋所珍之研其永保。”朱漆盒，背有“万历癸酉姑苏吴万有造”十字楷书，盒盖正面无字，盖内有刻划极细半身仕女图一，其一方题“红颜素心”四字篆文，另一方有篆文“江陵内史”四字。按明名妓薛素素名素，一字素卿，吴郡人，一说北京人。素素聪颖，有诗、画、乐、射、骑等项“十能”之誉。著有南游草，当时太原名士王穉登为之序。此砚盖即素素之故物。王穉登题砚诗中，上款“素卿”即系素素之字，而诗中“馀润拂兰芝”，似亦涉马湘兰，湘兰固称“润娘”，故为素素砚无疑。入清，此砚为脂砚斋所获。裕意“脂研斋所珍之研其永保”十字，亦可有三解。一、脂砚斋所自镌者；二、脂砚斋在世而他人代镌者；三、脂砚斋已逝世他人所镌者。若第三解是，则当时藏者已非脂砚斋本人矣。“脂研斋所珍之研”一词固以不类本人镌句，而与常见于金文之“其永保”连系读之，著一“其”字，更类第三者之口吻。究竟如何，尚待推敲。此外，砚之小如此，又为研“脂”之砚，藏者脂砚斋究竟为何等人物耶？亦不能令人无疑问。[⑥]

　　从吴恩裕先生的叙述中可知，他认为这块“脂砚”粗边，不甚精”。但对砚台的真伪并没有异议。

1963年2月20日，张伯驹先生去信周汝昌先生，再谈自己由脂砚的发现对红学研究的一些看法，周先生在《红楼梦新证》一书中亦有追述：张伯驹先生在收得脂砚的当年二月二十日，曾有来信提出：“我意此砚发现，似足证明脂砚斋非雪芹之叔。”[⑦]

　　如《收藏》引用周伦玲女士的文章所说，1973年，周汝昌先生在《文物》杂志上发表了“《红楼梦》及曹雪芹有关文物叙录一束”一文，文中时代鲜明的提到了《红楼梦》中的“阶级压迫”，还“象征性”地“批判”了胡适先生的红学观点，今天看来除了这两点小小的“瑕疵”此以外，文章的写作手法还是相当严谨的。周先生在文中第四部分“砚石”一节详细论述了鉴赏“脂砚”的心得体会，并充分肯定“脂砚”的发现对脂砚斋与《红楼梦》研究的重要性：

　　小歙砚一件，“脂砚斋”遗物，发现于四川，传为清末端方旧藏，今归长春吉林省博物馆。笔者曾经目验，物甚精致。

　　脂砚斋至今不详其姓名，是曹雪芹创作《红楼梦》艰辛过程中的一个关怀者和协助者，曾不止一次为小说作批语，乾隆当时钞本流行时期就定名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至程伟元、高鹗二人伪作后四十回续书、印成百二十回本，此名并原批遂渐不为人所知。过去胡适硬说“脂砚斋”就是曹雪芹的化名，并把“脂砚”解释成为“那块爱吃胭脂的顽石”。这件砚石的发现，根本驳斥了他的这种谬论。

　　砚石很小，微呈椭圆形，刻成果状，上端两个果叶左右分披，砚背刊有明代著名文士王穉登的一首五言绝句。砚右侧面刊有关于脂砚斋的铭记。有朱漆匣，盖内及匣底，均有镌刻。

　　王穉登刻诗全文及上下款云：
　　调研〔砚〕浮清影，
　　咀毫玉露滋；
　　芳心在一点，
　　馀润拂兰芝。
　　素卿脂研。王穉登题。

　　字作行草体，与所见王氏手迹笔法正同。素卿指薛素素，砚盖内面刻有她的小像。薛康康号素卿，苏州人，是明代万历时期的名倡，擅长多方面的技艺，诗、书、画、琴、箫、奕、绣等，无不工绝，有“十能”之称，能走马挟弹，以“女侠”自命；小字润娘，又善画兰竹，王穉登诗末句双关指此。薛素素著有《南游草》，即王穉登序。

　　“脂砚”一词，本是专用于妇女的，不作别解。有人释“脂”为“羊脂玉”的脂，指色白细润的石头，或说成是端砚的红色斑“胭脂捺”，等等不一，都是错的。如参看明末谈迁《枣林杂俎》“彤管”一条云：“（万历贡士兰溪舒大猷之妇）陆静，专工小词，以脂笔书字，落红满纸。”就可以省却许多无谓的风影之谈了。

　　砚石侧面刊有分书小字一行：“脂研斋所珍之研，其永保。”使我们得知这一“斋”名别署，即因收藏薛素素脂砚而起。刻字书法和刀法都很高，系乾隆精工。

　　这行刻字出于谁手，有不同解释：一种看法认为即脂砚斋本人语气，是自题；一种意见则以为是脂砚斋藏砚、曹雪芹代为题记。一时尚难遽断。笔者认为后一可能性尤大。

　　不管如何，此人一直不肯显露真实姓名。批小说以行世的这种行径，在当时怕受人指摘轻侮（或牵涉其他关系），隐名犹有可说；若自藏小砚，原属个人珍玩性质（即此，旧日鉴藏家也要千方百计地留下姓名，唯恐人不及知，很少例外），又非公开问世可比，而仍然如此“韬晦”，很使人奇怪。因此，脂砚斋其人的身份以及与曹雪芹的关系究竟何似，依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同题。“多材多艺”的“风雅”名倡，是明代封建社会的罪恶产物，这本来不值得加以称说，但是乾隆时代的“体面”人物，却也绝不敢公然表示对薛素素之流有所“赏识”，更不要说胆敢把“脂砚”一词取为他的“斋”名了。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来看问题，才可以有助于了解曹雪芹的这位合作者的为人，绝不是一个“正统”、“礼法”、“道学”、“名教”所能羁绊的腐俗之辈。实物的发现，或将有助于了解曹雪芹及脂砚斋协力创作的情况。

　　砚匣盖内所刻薛氏小像，刀痕纤若蛛丝；旁题“红颜素心”四字篆文，左下方刊小印一，文曰“杜陵内史”。

　　匣底刊有“万历癸酉姑苏吴万有造”双行十字。癸酉是万历元年，公元一五七三，距今整四百年，比曹雪芹时代也要早二百年。这种文物；对于我们具有几千年文化历史的中国来说，却都要算是“晚近”的东西了。[⑧]

　　通读全文，作者行文自然流畅，论述准确，并没有发现任何被强迫为文的迹象。1976年，周汝昌先生修订再版刊印于1953年的成名作《红楼梦新证》，他把“《红楼梦》及曹雪芹有关文物叙录一束”一文及“脂砚”黑白照片全部收入到书中。这段原发表于《文物》杂志上的文字，只有第一段文字稍作修改，剩余部分全部收入书中，修改部分如下：小歙石砚一件，“脂砚斋”遗物，发现于四川，传为清末端方旧藏，张伯驹先生收得，于一九六三年农历新正人日特为携示，因得细观。今归长春吉林省博物馆。长约二寸半，宽可二寸许，厚约三分。青灰色。物甚精致。[⑨]

(周汝昌著《红楼梦新证》1976)

 　　试想，如果《文物》杂志上的文章是“违心”之作，对“脂砚”的鉴定意见也是“被迫”的，那么，周汝昌先生在新书《红楼梦新证》中则完全可以不收入这些内容。

　　据笔者了解，周汝昌先生对“脂砚”的态度不但不是《收藏》杂志所说：“周汝昌当时的态度是，“闻后甚诧异，又不宜峻拒，‘正相机应对’”。相反，周先生自始至终对这方砚台均未产生过任何怀疑，甚直到汝昌先生仙逝的前一年，也就是2011年，中华书局再版先生的《献芹集》一书，时年已93岁高龄的周汝昌先生，还在书中对有人怀疑“脂砚”的真伪提出严词批驳，周先生说：听说又有人“鉴定”此砚也是“假”的——幸好，倒没说砚是凭“空白”假造的，而是“已非原件”，是照原物仿制的。假使如此，那么这块已遭迷失的“假”物，仍然具有“乱真”的形态、铭刻，也就是足够代替原件供人研索的珍品了。[⑩]

（周汝昌著《献芹集》中华书局，2011）

 　　至于周女士文中所提到的另外几位学者启功、何其芳、李希凡诸先生，没有发现他们否定“脂砚”的文字行世。

　　在有关“脂砚”的鉴定中，当代文博大家王世襄先生也曾偶然参与其中。那还是1963年，经张伯驹先生斡旋，王世襄先生答应将家中所藏宋代古琴“松风清节”让与吉林省博物馆，3月22日，王世襄先生去信伯驹先生，询问自己旧藏“松风清节”古琴入藏吉林省博物馆的情况，信中还替好友黄苗子先生询问将借展文物“脂砚”和“楝亭图咏”参展“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大会”事宜。

　　3月22日，伯驹先生复函王世襄：
　　世襄兄：
　　来函拜悉！琴事已经评委会决定，今日又特提出增为一千元正数，然兄仍不免吃亏。只有代馆感谢而已！脂砚已交吉林省博物馆（属馆有），展览时由馆中派人与《楝亭夜话图》一并送去。纪念会在何时开？上品何时送去为宜？祈一问，苗子兄示知为荷！即颂
　　　　　　　　　　　　　　　　　　　　　　　　　　　　　　　　　　　　　　　春安！ 弟张伯驹顿首

　　　　　　　　　　　　　　　　　　　　　　　　　　　　　　　　　　　　　　　　　三、二十二[11]

（张伯驹致王世襄信函 ）

 　　信中所提“纪念会”指的就是“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展览会”。1963年，是我国清代伟大的文学家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为此，经周恩来总理批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和故宫博物院四家单位联合举办“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展览会”。早在1962年初，四家单位就成立了展览会筹备工作组，这个筹备小组分别由文学界、艺术界、红学界、文博界和戏曲界等专家组成，组长为阿英，组员分别是黄苗子、丁聪、曹孟浪、周啸邦、王露、杜继坤、王遐举、杨乃济、刘世德等人。在这次展览的学术准备上，可以说除了当时的著名红学家俞平伯、吴世昌、周汝昌、吴恩裕等人外，郭沫若、矛盾、周扬、齐燕铭、王昆仑等文化艺术界的大咖也都为展览投注了极大的热情。从国家的重视程度和展览会的组成人员来看，这是一个高规格高档次的展览，所以对于这次展览的参展文物的遴选，也是十分慎重。专家组以宁缺毋滥的原则严格筛选参展文物，对于一些有争议的文物就采取了谨慎入选的态度。比如，当时河南省博物馆藏有一幅所谓陆厚信所绘的“曹雪芹小像”，当时文博界对这幅画的真伪意见不统一，有人说真，有人则认为假。为了慎重起见，郭沫若先生亲自把这幅画调到北京，并把黄苗子等书画鉴定界专家叫到自己的家中为这幅作品会诊，因为不能取得一致意见，“于是，筹备工作组决定：不将此画像列为展览会的展品。”[12]

(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展览会-简要说明》)

（伪曹雪芹小像）

　　由此来看，“脂砚”得以参展应当是得到绝大多数专家学者的肯定，不过在当时也有不同的声音，比如周恩来总理因为政务繁忙而不能亲自前来观看，他就委托陈毅副总理前来参观《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展览会》的预展。陈毅元帅向来喜爱《红楼梦》，平素对有关曹雪芹和《红楼梦》相关的文物也非常关注，当他看到“脂砚”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红学家刘世德先生在“回忆陈毅同志谈《红楼梦》”一文有如下记述：展览会上陈列着吉林省博物馆收藏的一方砚台 砚边刻有“脂砚斋所珍之砚，其永保”等十个字。有的专家、学者断定这就是《红楼梦》抄本的批者脂砚斋当年用过的砚，因而视为珍贵的文物。这方砚台引起了陈毅同志浓厚的兴趣。他要过一个放大镜来，把砚台擎在掌上，反复地审察了好半天。然后，他看了一下展品陈列柜里的说明文字，回过头来，用一种怀疑的语气问我：“你说，这难道真的就是脂砚斋的砚台？”我回答说，我个人也认为不大可靠。我们还向他介绍了某位精通篆刻之学的同志的鉴定意见：这一行字，从刀法上看，像是乾隆年间的东西。[13]

　　通过刘世德先生与陈毅元帅的这段对话可以从侧面看出，当时的学术界部分人士对这块砚台持有保留意见。但作为展览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学者黄苗子先生通过好友王世襄先生，专门向张伯驹老借展“脂砚”，这说明砚台应当是得到大部分专家学者的肯定，就是当时持怀疑态度的专家至少也认为“脂砚”应该是乾隆年间的旧物，而不是像郭若愚先生那样轻飘飘的一句：民国假古董。

三

　　说到郭若愚先生，他就是《收藏》推重的另外一位专家，《收藏》如是说：1980年，郭若愚在《红楼梦研究集刊》第三辑发表了《有关曹雪芹若干文物质疑——扇股、塑像、书箱、砚石、图章、笔山》。这是当时质疑《红楼梦》可疑文物的文章之一。文中，郭若愚对所谓“脂砚”谈及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此砚出世，“不过是四、五十年以内的事”。

　　郭先生何出此言呢.

　　在此，我们简要列举郭先生的一些观点。

　　首先，郭先生认为，根本就不存在用来画胭脂的所谓“脂砚”。胭脂的做法是捣汁调膏，和以香料，用时挑一点在手心，以水化之，然后或用于唇，或用于腮。这一过程根本不会用到砚台，因此所谓“素卿脂砚”，就是一件臆造的假古董。

　　那么，闺房化妆会用到砚台吗.会。但是，那是用来研细黛墨，用来描眉毛的，这是所谓的“黛砚”，也称“画眉砚”。

　　之所以不用砚来调胭脂，这是有客观依据的。中国古代用墨的时候用砚台，古画颜料中的矿物颜料(重色)需用乳钵细研，植物颜料(浅色)用水即可化开。重色使用会用到砚台，胭脂用作是以水化开即可，没有画家用脂砚。绘画中的红颜色(朱)是重色，会用到砚，这就是所谓“朱砚”。所以，造假者是将“画眉砚”“朱砚”“胭脂”等概念混淆，借助王穉登与薛素素的故事来混淆视听。

　　其次，王穉登何人.乃是明代万历年间的书法家，而所谓“素卿脂砚”背后署名王穉登的铭文，书法软弱披靡，一望而知赝品。何况，像“素卿脂砚”大小的砚台，题字应作楷书。

　　再有，以薛素素学养，其文物鉴别能力绝不会差，而“素卿脂砚”制琢粗劣不堪，砚面池上刻两叶，不伦不类。因为所谓刻砚，桃形即刻桃叶，梨形即刻梨叶，榴形即刻榴叶，佛手柑形即刻佛手柑叶，而此砚交待不清，绝非名工所刻，也因此不可能邀薛素素赏鉴，“素卿”上款纯属伪造。

　　此外，砚盒底部有“万历癸酉(1573)姑苏吴万有造”款，除此，再无年款，而此年为薛素素降生之年，一岁的年龄，又如何使用这方脂砚呢。[14]

　　以上《收藏》杂志所录文字，节选自郭若愚先生发表于1980年《红楼梦研究辑刊》上的《有关曹雪芹若干文物质疑》一文，这篇文章主要质疑了与曹雪芹有关的“扇骨、塑像、书籍、砚石、图章、笔山”等六件文物，对“脂砚”的质疑主要是文章的第四部分，郭先生开篇写到：图片载1973年第二期《文物》图版三。1976年4月出版的《红楼梦新证》“文物杂考”也有详细介绍。[15]

(郭若愚摘录薛素素生卒年资料-《红楼梦研究集刊》第三辑)

　　由这段文字叙述可以明确看出，郭先生应当没有见过“脂砚”实物，他只是通过《文物》杂志和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一书看到过“脂砚”的黑白照片。郭若愚先生作为“文物鉴定专家”，应当知道“见物见人”是文物鉴定地重要原则，在没有见到“脂砚”实物的前提下，单凭几幅模糊的黑白照片，就主观臆断，凭想象轻率地得出了三点鉴定意见：

　　一：王穉登是明代万历年间的著名书法家，而所谓“素卿脂砚”背后署名王穉登的铭文书法软弱披靡，是赝品。另外，“脂砚”非名公所造，制琢粗劣不堪，砚面池上刻两叶，不伦不类。
　　二：脂砚是赝品，是四、五十年以内的事，也就是民国时期造的假文物。
　　三：认定薛素素的生于1573年，一岁的薛素素不可能使用脂砚。[16]

《文物》杂志中的脂砚图片

 　　下面针对郭先生的这些观点，谈一下有关学者专家的鉴定意见。

　　周汝昌先生不但是著名的红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书法家，他曾出版过《永字八法》和《兰亭秋夜录》等书法学术专著。对于王稚登刻在“脂砚”上的书体，周先生认为：字作行草体，与所见王氏手迹笔法正同。[17]

　　从没有见过“脂砚”原物的郭若愚先生认为砚台制作粗劣不堪、不伦不类，而曾亲自数次鉴赏“脂砚”的周汝昌先生则称赞：笔者曾经目验，物甚精致。[18]

　　另外对于砚台侧面所刻字体，周先生认为：砚石侧面刊有分书小字一行：“脂砚斋所珍之砚，其永保。”使我们得知这一“斋”名别署，即因收藏薛素素脂砚而起。刻字书法和刀法都很高，系乾隆精工。[19]

　　张伯驹先生在北京为吉林省博物馆收得“脂砚”后，金石学家罗振玉先生的文孙、著名学者罗继祖在长春也鉴赏了这块砚台，并在《薛素素脂砚及自画像》一文中作如下描述：丛碧先生新从燕市得明薛素素脂砚，小才盈握，贮以朱漆盒。盒背勒素素像，盒底有“万历癸酉吴（万）有造款两行。砚背镌王百谷稚登题五绝一首，款曰”素素脂砚“。原藏蜀人某；传某又得之端方。意即世所盛称脂砚斋评本《石头记》之脂砚也。[20]

　　张伯驹、周汝昌、罗继祖、王世襄、黄苗子等人，均是我国一流的文化学者，他们对一块砚台的优劣还是应该具有最基本的审美眼光的，如若郭若愚先生所说“脂砚”是一件粗制滥造的民国假文物，笔者坚信是绝对入不了这一大批学者的法眼的。

　　为了弄清“脂砚”的流传历史，在这里还有必要梳理一下到底是谁从四川把砚台带到北京并交给了张伯驹先生，目前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是根据伯驹先生的自述，说携砚人是蜀人戴亮吉：砚为端方旧藏，与《红楼梦》佳本随身入川。端（方）死后砚流落于蜀人藏砚家方氏手，《红楼梦》本则不知所在。蜀友戴亮吉君持以示余，因为吉林省博物馆以重值收之。[21]

　　而据红学家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一书中记述，这方砚台是由白坚甫从四川带到北京来的：以上：可踪迹者。仍有端方本或在蜀(脂砚即端方旧藏，由重庆白坚甫携来北京)。[22]

　　所以关于“脂砚”的持有者，由此就有了两个说法，一是戴亮吉；一是白坚甫，为何原持有者会出现两个人呢？是周先生记忆有误，还是伯驹先生另有隐情？这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就两人的身份来说，戴亮吉（1883—1966），是四川江北人，早年曾留学日本，新中国成立后为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白坚甫是张伯驹先生的老相识了，也是四川人，原名坚，字甫，早年曾留学日本，回国后成了专门向日本人倒卖中国文物的掮客，所以他也是具有相当鉴赏能力的“文博专家”。笔者在百家讲坛讲座中曾提到白坚甫这个人，他曾将恭王府家藏的唐颜真卿《自书告身帖》等珍贵书画倒卖到日本，伯驹先生购藏西晋陆机《平复贴》时，白坚甫也曾替日本人出面求购。另外，据伯驹先生说，著名的三六桥藏本《红楼梦》也应当是在白坚甫的介绍下流落到日本的。新中国成立后，白坚甫由于在日伪时期担任过伪职，且倒卖过众多的书画文物到日本，自知不能容身于新时代，便将姓名更改为“白隆平”，并移居故乡山城重庆。1954年，白坚甫还曾以“白隆平”的名义向中国历史博物馆捐赠“西周中山父戈”青铜兵器一件。1961年，白隆平再次从重庆来到北京，把他旧藏的一件苏东坡唯一传世的画作《潇湘怪石图》辗转卖给邓拓，该画作现收藏于中国美术馆。在这里大篇幅介绍戴亮吉和白坚甫，主要是强调，他们两个人都是文博方面的行家里手，这两个人不管是谁都不可能、也不敢拿一件制作“粗劣不堪”的民国新砚来蒙骗老友、大收藏家张伯驹。

四

　　关于薛素素的生卒年问题，在学术界一直是个未解之谜，就笔者目前掌握资的料来看，一致认为薛素素主要活动于明朝万历年间，而《收藏》竟然考证出薛素素的出生日期为公元1573年，所以在文章的结尾还“大义凛然、理直气壮”的写到：此外，砚盒底部有“万历癸酉(1573)姑苏吴万有造”款，除此，再无年款，而此年为薛素素降生之年，一岁的年龄，又如何使用这方脂砚呢?[23]

　　这段文字是《收藏》杂志根据郭若愚先生的分析得出的结论。如果薛素素果真出生于1573年，吴万有在定制这方砚台的时候，薛素素才年方一岁，那么也就是笔者在《百家讲坛》第九集这个讲座的学术基础便出现了严重问题，笔者所有的讲述也将成为一个笑话。那么薛素素到底出生于哪一年啊？她的真实年龄到底是多少？真相是否就是如《收藏》所说？于是遍查比较有影响的各类历代书画艺术家大辞典，均记述薛素素生卒年不详，主要活动于明万历年间。现就节选所查有关薛素素出生年月资料罗列如下：
　　一：朱铸禹（1904—1981）编（2003版）《中国历代画家人名词典》载：薛素素【明】江苏吴县（今苏州）（一作浙江嘉兴）人，南京秦淮河妓女，字润卿，又字素卿，一作雪素。[24]
　　二：陈炳华(1936—)主编（1998版）《中国古今书画名人大辞典》载：薛素素 名薛五，以字行，又字润孃、素卿、润卿，号素君、雪素，江苏苏州人，明代女画家。工楷，擅山水、观音、花卉、虫草、兰石。[25]
　　三：上海博物馆编（2001版）《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载：薛素素，年代：明万历间（公元十六—十七世纪初）字号 素卿、素君、润卿、润孃、雪素，籍贯 江苏苏州，技能 墨竹、兰石[26]

　　俞剑华先生（1895-1979），是我国著名的美术史论家、书画家、美术教育家，他毕生奉献于中国美术史和中国画论的研究，对我国美术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俞先生成就卓著，著作等身，出版有近千万字的美术史论方面的专著，如《中国绘画史》、《中国画论类编》等，对中国美术史论研究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由俞剑华先生主编的《中国美术家人名词典》一书，在美术界拥有重要的影响和地位。这部词典涵盖艺术家之广，考究艺术家生卒史料之严谨、详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前所未有，所以备受艺术界重视，也是艺术从业者案头必备之工具书。再看郭若愚先生对薛素素的生卒年考证，其主要依据就是出自俞剑华先生的《中国美术家人名词典》，本来笔者认为既然是索引自俞先生的考证，那么郭若愚先生的论证当然是说服力十足。我们先来看一下郭先生的引文：薛素素（一五七三——一六一九）（明）女，万历间浙江嘉兴妓（历代画史汇传作薛五，字素卿，又字润卿，亦字素素，曝书亭集作小字润娘，行五。历代名画跋作雪素），吴（今江苏苏州）人，一作嘉兴人。姿态研雅，工小诗能书，作黄庭坚小楷犹工，山水兰竹，下笔迅扫，兼擅白描大士，花卉草虫，各具意态。工刺绣，又善驰马挟弹，能以两弹丸先后发，使后弹击前弹碎于空中。以女侠自命。中年长斋绣佛，寻为李征蛮所嬖。其画像传入蛮洞，酉阳彭宣慰深慕之，费金钱无算，致之不得。三十二——录俞剑华《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27]

(俞剑华编《中国美术家人名词典》收录有关薛素素条)

　　阅读郭若愚先生的引文，确实看不出什么毛病，但是静下心来，仔细思考，本来这薛素素的生卒年一直没有定论，当时包括张伯驹、周汝昌、王世襄、黄苗子这些文博大家在鉴定“脂砚”的时候不可能不考虑薛素素出生年月问题。郭若愚先生在1980年著成此文时，包括张伯驹等几乎所有参与鉴定的老先生都还在世，难道会对一篇完全否定“脂砚“的重要文章集体默声？还是认为这篇文章根本就不值一驳？为了弄清真相，笔者决心重检俞剑华先生主编的《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以核对郭先生的摘抄文字。见2004年版《中国美术家人名词典》所载有关薛素素词条如下：薛素素【明】女。万历（一五七三—一六二〇）间浙江嘉兴妓（历代画史汇传作薛五，字素卿，又字润卿，亦字素素，曝书亭集作小字润娘，行五。历代名画跋作雪素），吴（今江苏苏州）人，一作嘉兴人。姿态研雅，工小诗，能书，作黄庭坚小楷犹工。山水、兰竹下笔迅埽，兼擅白描大士，花卉、草虫各具意态。工刺绣，又擅驰马挟弹，能以两弹丸先后发，使后弹击前弹碎于空中。以女侠自命。中年长斋绣佛，寻为李征蛮所嬖。其画像传入蛮洞，酉阳彭宣慰深慕之，费金钱无算，致之不得。

　　[明画录、无声史诗、图绘宝鉴续纂、珊瑚网、甲乙剩言、列朝诗集、曝书亭集、女红传徵略、式古堂书画汇考][28]

　　把俞剑华先生的原文和郭若愚先生摘录的引文一对比，立刻发现了问题，俞先生在文中只是介绍薛素素是明朝人，主要生活在明万历间，也就是公元1573至公元1620年间，（1573—1620）是明神宗朱翊钧的万历年号的起止年，并不是薛素素的生卒年，对于这一特别明显的标识，不知什么原因，到了郭若愚先生的引文中竟然堂而皇之变成了薛素素的生卒年，只是把卒年改为了1619。这不得不令人怀疑郭若愚先生在引用资料时做了“手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笔者猜想，无非是两种情况。

　　一是有意篡改。
　　二是郭若愚先生所引用的《中国美术家人名词典》一书印制出现错误。

　　但是该书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正规出版物，更是凝聚了治学严谨的俞剑华先生毕生心血而成，所以第二种情况几乎没有可能，那么就不得不令人怀疑是引用者有意篡改了。接下来，郭若愚先生就根据他所“引用”的俞剑华先生的资料严词批驳：公元一五七三年，这一年是薛素素降生之年，她的年龄只有一岁，我想她那时是只要吃奶，大概决不会去使用这方“脂砚”的罢。[29]

　　这一段看似义正词严的批判，却因为郭先生涉嫌“篡改”引文而变成笑谈，贻笑大方不怕，怕的是贻误后世，但这“贻误后世”确实做到了，向以严谨著称的核心期刊西安《收藏》杂志就盲目引用这个二手资料，自己又不肯花费精力查对原文，就肆意嘲笑央视《百家讲坛》，灿灿然犹如一只开屏的孔雀，本来想极力讨好观众，要把最华丽的羽毛炫耀给大家，没想到弄巧成拙，仓促间却把最丑陋的屁股漏了出来！

五

　　学术研究最忌信口开河，胡适先生早在民国时期就倡导学术研究的科学精神：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九分证据绝不说十分话。

　　《收藏》杂志是国内创刊比较早的普及文物收藏知识的刊物，对弘扬收藏文化，发展民间收藏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笔者也曾是《收藏》杂志的作者和读者，一直对《收藏》杂志的严谨和学术性怀有尊敬之心。但就质疑“脂砚”的这篇文章来看，《收藏》根本没有见过“脂砚”，而只是靠转录别人的二手资料轻言真假、草率成文，为了获取点击量和关注度，更是不负责任地取了“央视说国宝，专家说是低劣赝品”的骇人耳目的标题以博人眼球，这种“标题党”的做法就有失《收藏》杂志的身份了！

　　对于“脂砚”的鉴定，周汝昌先生曾谆谆告诫：不加任何具体分析研究，将性质不同、情况不同、出现原因不同的一切雪芹文物资料一概加以怀疑：都是假的！并且以文物鉴定家的自信感轻予”“判决”[30]。

　　在当代红学家中，周岭先生就认同周汝昌先生的意见。周岭先生是新一代红学家中的代表性人物，是1987版电视剧《红楼梦》的编剧。2007年，他在百家讲坛主讲“解密曹雪芹”系列节目，在第二讲中，周岭先生就详细解读了“脂砚斋之谜”，他对“脂砚”亦是持肯定态度。2014年6月10日晚，周先生在北京横山书院举办《红楼梦》讲座，受好友王蓓女君的邀请，有幸聆听了这场讲演，并就“脂砚”的真假问题亲自请教周岭先生，周先生当时回答：砚台确有其事，我们应该尊重前辈的鉴定意见，如果没有发现新的证据，就不能轻易否定前人的结论。[31]

　　笔者在讲座中曾提到这方砚台的神奇遭遇，说它“神奇”，还在于它的神龙见首不见尾，据红学家刘世德先生介绍，“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展览会”在故宫开展，国家领导人陈毅、康生、陈伯达、胡乔木等参观指导，在学术界影响巨大。故宫展览结束后，又应国际友人的邀请，先后到朝鲜、日本、柬埔寨展出，并把展览的名字变更为“红楼梦展”。万万没有想到的是，1966年，文革风暴突起，一箱箱的展览文物从国外巡展后就堆放到北京国家外文委办公楼的走廊里，当时大家都在疯狂的闹革命，谁还有心思关心这些文物的安危？尤其是从外地借展的物品更是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就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脂砚”等一大批珍贵展品不翼而飞，至今也没有下落。刘世德先生曾在“旧事杂忆”一文中痛惜地说：当别人告诉我，那顶紫金冠以及另外一些珍贵的展品早已不翼而飞。我欲哭无泪，除了一声“可气、可恨”之外，还能说什么？[32]

　　“脂砚”迷失于特殊的年代，时至今日依然踪迹难寻，我们要想进一步辨识“脂砚”的真伪，也只有等到它重新现身的那一天了。
　　余生也晚，无缘一睹“脂砚”真容，对“脂砚”的真伪更是没有发言权，所以在讲座中也只引用前辈学者的鉴定结果和学术文献为主要论证资料，尽量做到不盲从，也不妄自尊大，尽量让文献说话，但囿于学识，欢迎一切建立在学术上的质疑和斧正。

　　文物鉴定是一门科学，其目的就是征史探源，去伪存真，所以有关文物的真伪鉴定，一直以来就是学术界最为复杂的一门课题，对于“脂砚”的鉴定如果不去做任何考辩就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则是十分不可取的。笔者还是来引用红学大家周汝昌先生在《献芹集》中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吧！

　　一切事最好是平心静气，为真理为真相，实事求是，深入细致地做出科学的研究，不要凭任何别的名堂，也不要夹杂上任何个人人事关系上的私心杂念，雪芹幸甚，红学幸甚。[33]

　　丁酉五月初稿、闰六月既望修订于品一草堂雨窗

（说明：本篇文字观点只解答《收藏》杂志公众号的质疑文章，并不针对任何专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