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官府藏书制度考

      由于五代十国时期战乱不断，政权割据对峙，使得经籍文物被焚毁遗失者数不胜数。宋朝建立后，统治者在恢复民生建立健全国家各项机构和制度的同时，把收藏图书这项国家大计也提上了重要日程。早在宋太祖乾德四年就提出了"购募亡书"的政策，宋真宗时期也曾多次下诏"购求逸书"、"广开献书之路"。此后，宋朝历代统治者都积极响应和奉行这些藏书政策并不断改进，这使得宋代的官府藏书事业蓬勃发展，图书收藏工作经久不衰甚至焕发出新的活力。宋代官府藏书事业的发展从收集到典藏都极大程度的超越了以往的所有朝代，因此宋刻书一直被称为古代文化的瑰宝，不论是书籍的校勘整理、还是刻印、装帧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究其原因，除了统治者重视图书的收集外，还有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造纸术的改进，印刷术的推广等都为其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当然，由于我国古代封建管理体制的局限，官府藏书的一些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其兴衰往往与统治阶层的政策直接相关，尤其在具体利用时其局限性更为明显，普通民众根本无法利用到这些全面而且珍贵的书籍，其利用率其实并不算高。但总的来说，宋代的官府藏书不仅保存了珍贵的书籍，传承了灿烂的文明，而且有许多创造性的改进更是为今天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借鉴，虽然有种种不足，但仍然无法抹杀其优胜之处。

　　1宋代征书访书的政策与方法

　　宋代官府藏书的收集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收集五代十国时期的官府藏书;二是对一些散落于民间的珍贵图书，采用从私人藏书家手中购买或者抄录的方式鼓励民众献书，另外国家还会给予相应的奖励。

　　收集五代十国官府藏书的工作是通过边征战边收取的方式展开的。众所周知，后周末帝柴宗训禅位于赵匡胤，赵匡胤即位后即手握重兵，开始了自己的统一之路。所以，宋代首先继承了后周的"三馆"藏书13000余卷,后来，在平定南方诸国的过程中又继续收集图书以补充馆藏。

　　宋朝对于民间的私人藏书的收集也是颇为积极的。对于这部分书籍的收藏，宋代统治者首先依据前朝藏书目录列出所缺书目，公布于世。然后根据这些书目来进行访求。以保证征书工作能够按照计划，有目的、有秩序的进行。

　　民间献书的主力主要文人、士大夫等私人藏书家，他们的藏书校勘认真，保存完好，十分适合用来补充国家书库。在访求过程中，由于私人藏书得书困难，而且政府征收的又大多是民间流传量不多的，有的甚至是孤本书。所以，大多数藏书家不愿意无条件献书，宋朝统治者获悉这一情况后，广开献书之路，采取一系列鼓励私人献书的政策。

　　宋太祖时期，对献书人的奖赏极高，除了赐予绢帛等，将献书人委任为官员之事也时有发生。这主要是因为在北宋开国初期，战乱使许多经籍损毁流散，国家书库内书量极低，处在收集图书的关键阶段。乾德四年(966年)太祖诏求亡书,凡吏民有以书籍来献者,令史馆视其篇目,馆中所无则收之。无论卷帙多少,献书人经过学士院的考核,堪任官者给予官职[1]。这使得国家书库书目激增。

　　太宗时期，国家充足，经济发展，政治清平安定，于是制定了新的献书赏赐标准。奖赏程度依献书的册数而定，献书三百卷以上者,经学士院考试,予"一子出身",不及300卷者,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据献书数额"优给金币"。特别应指出的是统治者尤重医书的收集,对于献医书者奖赏较高。200卷以上者,给予出身,不及二百卷者,优赐钱帛[2]。

　　宋真宗、仁宗时期，对献书的奖励具体到了每卷多少赏赐。到了宋徽宗时期，由于前代对书籍的积累，国家书库的藏书已接近60000卷。这时，对书籍的征收开始更加注重质量，其奖励献书的政策中更是鼓励人们多献古籍和善本书，赏赐的标准也不再单纯地根据卷数决定。这一时期，宋代的访书求书工作发展到了全新的高度。

　　"靖康之难"后，书籍由于战乱再一次遭受到重创。南宋高宗为了改变当时的状况下令重建秘书省，开始继续访求图籍。但是南宋初期金兵的不断侵犯加之国力衰微，图书访求工作异常艰难。高宗十五年(1145年)设访书之官，总领访书工作。后又推行新的赏赐政策，依然以卷数多寡为赏赐标准。

　　至南宋孝宗时期，官府藏书体系日益成熟完备，图籍数量庞大。此后，访求工作虽不曾间断，但已经没有大规模的访书活动了。

　　2宋代国家藏书机构的发展

　　2.1北宋时期国家藏书机构

　　2.1.1"三馆"迁入崇文院

　　北宋初期，国家百废待兴，以当时国家的财力物力根本无暇顾及藏书场所的建设，所以朝廷仍沿袭五代的馆阁旧制，设有昭文馆、集贤殿书院、史馆掌官府之图籍，三馆职能相差不多，只在处理具体事务上的侧重点稍有不同。至太宗即位时见三馆破败便开始着眼于三馆的重建，并命亲信内臣督役，日夜兼作,其规模制式，皆由太宗亲定。太平兴国三年(978年) 二月,有司奏完工,太宗亲临新址，云:"今方及数万卷,千古治乱之道,并在其中矣。"并下诏:"国家聿新宗宇,大集群书,宜赐佳名,以光策府, 其三馆新修书院,宜为‘崇文院'"[3]。

　　太宗太平兴国三年，三馆迁入崇文院新址。自此，三馆同处于一院之中，在当时人们的眼中也俨然成为了一个整体，太宗更是御笔亲书"崇文院"三字，也就从那时起三馆有了一个统一的名称"崇文院"。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宫中大火，延及馆阁,"大火燃烧一日二夜, 焚毁屋宇二千间,三馆图书一时俱尽"(钱惟演《玉堂逢辰录》)。真宗采用陈彭年提出的解决办法，另在右掖门外安置崇文院，称崇文外院。

　　朝廷把崇文院作为一个特殊的、整体的机构进行创建，此举从形式上将三个职能相似的机构融为一体，共同承担起收集管理国家藏书的的职能。当然，它的职能远不止于此，其对书籍的整理和编篡工作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藏书的整理主要是以校勘为主，尤其是为了适应雕版印刷之需，三馆对传世经典均是多方广聚众本，再三地进行精校精审，其功在当世，更在千秋。藏书的整理还表现在编目上，规模至大者，诸如仁宗庆历年间由王尧臣主持撰成《崇文总目》六十卷，至小者，如《嘉祐搜访阙书目》、《咸平馆阁图籍目录》、《景德太清楼四部书目》、《(祥符)龙图阁书目》、《祥符宝文统录》等。三馆此举，推动了宋代目录学的巨大发展利用藏书修纂前代史书 撰集前贤文籍和新修当朝国史，又是崇文院的一项主要任务特别是修纂了《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等几部卷帙浩繁的巨著，产生的影响十分深广，其成就又奠定了崇文院在朝中的文化地位[4]。此后，崇文院的声誉日渐显赫，这也促使其成为珍藏典籍并利用这些典籍进行文化创造、培育人才的皇室文化部门。崇文院在整体上已经成为了国家的总的藏书之所，也是级别和规格最高的藏书机构。

　　2.1.2崇文院中新建秘阁

　　端拱元年(988年)五月，太宗在崇文院中新建秘阁，从三馆中精心采选出那些真本、天文占卜等术数之书和先贤字画统归秘阁进行管理，故秘阁也可以称为国家藏书的特藏书库。朝廷对秘阁的重视程度极高，因为其建阁的直接目的是供皇帝预览，其他人员出入秘阁要得到皇帝的批准，收藏的东西也是精中选精，连皇帝的御制也被收藏其中。至宣和四年( 1122年)，馆阁藏书已达6705部73877卷, 创北宋官府藏书之最高记录。并且，秘阁还同其他三馆一样，担负起为国家储备人才的使命。这也就不难解释其特殊地位的形成了。

　　崇文院中新建秘阁之后，皇家图书与国家图书开始有了明确的分界，这有别于历代国家的藏书制度，是三馆迁入崇文院后最重要的举措，标志着以馆阁为核心的北宋特色藏书制度的正式确立。作为封建社会文治的象征，这对整个封建文化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

　　2.2南宋时期国家藏书机构

　　北宋神宗时期，崇文院的历史使命结束。元丰五年(1082年)，神宗将崇文院改名为秘书省，废除馆制，由秘书省掌管图籍。到了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在杭州安置秘书省，用来放置从北方迁移过来的图书，绍兴十三年(1143年)，新建的秘书省落成并开始发挥其职能。

　　南宋秘书省的规模是十分大的，陈骙《南宋馆阁录》记载：秘书省在清河坊糯米仓巷西，怀庆坊北，通浙坊东。有右文殿、秘阁、道山堂、石渠等一组建筑"东廊凡四十二间......次三件为秘阁书库(内设绿橱八，藏秘阁书)。......次五间为子库(内设绿橱七，藏书)。次五间为经库(内设绿橱七，藏书)。......西廊凡四十三间......次二间为秘阁书库(内设绿橱八，藏秘阁书)......次三间为印版书库(内设绿橱七，藏诸州印版书)。......次五间为集库(内设绿橱七，藏书)。次五间为史库(内设绿橱七，藏书)。"此外，还专有收藏圣政、会要、日历、御制御折等的专门书库，保存古书法名画的图书库。按此记载，秘书书库有3组共10间房，经、史、子、集库4组24间房用于藏书。其数量，秘阁有御札607轴，35册，5道。《太上皇帝圣政》61册，《日历》1002册。经、史、子、集四类13506卷，3958册。......御前书经、史、子、集四类2502卷，614册(附秘阁东西库)。四库书经、史、子、集23583卷，6512册。续搜访库经、史、子、集23145卷，7456册。诸州印版书6098卷，1721册[5]。

　　3 宋代官府藏书的管理与利用

　　3.1宋代官府藏书的管理

　　为了进一步加强三馆和秘阁在崇文院中的重要性，也为了让整个馆阁能在行使国家对图籍的收藏、整理和利用等职能中能够更加高效、协调，朝廷有关部门又在崇文院中设置了一些特殊的崇文院馆职。这些馆职在设置上直接归于崇文院名下，并不隶属于三馆或秘阁中的任何一个文馆;在具体工作上，会根据实际的需要，将人员分配到不同的文馆中;在称谓上，与原来三馆和秘阁的馆阁馆职有明显区分，有崇文院检讨、崇文院监官、崇文院校勘和崇文院勾当官等。其中崇文院检讨和校勘都没有人员限制，监官和勾当官各一人。

　　这样的人员设置看似与之前的馆阁馆职有一定的重复，但在实际上使得整个崇文院更加统一，有利于以馆阁为核心的国家藏书制度在崇文院内的整体发展。

　　除了规模宏大，南宋馆阁的工作范围也是相当宽泛的。官吏们编写实录、国史，编辑印刷各种图书，此外还要进行图书的整理、校勘和编目。校勘图书一直是官府藏书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秘书省作为官府藏书的中心，要经常提供文献给其他机构使用，因此其校勘工作是非常繁重的。为了保证校勘质量，秘书省专门制定了一套严格的工作流程，由吏部来选定校勘人员，所选人员要严格按照《校雠式》的要求开展工作。

　　或许是因为靖康之乱以来的图籍流散严重，南宋馆阁内的所有图书都严格控制借出。经过多年发展，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秘书省之书允许本省官吏就省阅读，但秘阁之书绝不允许外借。

　　除上述这些外，秘书省对书库的管理也是相当严格的，所有书籍的流通情况必须登记在册，以备不时查阅。

　　3.2宋代官府藏书的利用

　　北宋的馆阁藏书在利用上有了许多方面的革新，更加注重其实际使用价值，例如为公私著述提供资料，编篡朝廷藏书目录，提供正本用于出版等。

　　它还可以进行公开的借阅流通，主要面向皇帝及其近臣，政府高级官僚，特许在馆读书的人和殿试科举考生。这些人利用藏书的目的不同，但从事编篡活动和进修学业是最主要的方面。

　　宋太宗时编篡的《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宋真宗时编篡的《册府元龟》，都是利用了崇文院的藏书。沈括、欧阳修等从事科学、史学研究时，也曾充分利用过馆阁藏书。

　　在编制朝廷藏书目录方面，像景祐至庆历年间组织编篡的《崇文总目》和政和年间编修的《秘书总目》，就是集合三馆、秘阁等书籍统一制成的，既可供读者借阅时参考使用，也是皇朝文治盛世的记录。

　　因为馆阁藏书会不时进行校勘整理，书籍的内容错误较少，所以凡是官方出版图书，通常都以馆阁校勘的定本作底本刻印。

　　南宋历代皇帝都承袭祖宗旧制，将秘书省的建设当作国家大事。而秘书省也在社会生活，国家政治以及学术发展等方面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除了最基本的供皇帝阅览，对典籍进行校勘整理之外，还参与朝廷具体事务，诸如探讨朝廷中的政令、礼制、官制等。更值得一提的是，其接受了许多诸如沈省增、王克勤、陆特之等青年士子读书，特许这些有才气的官宦之子利用藏书，培养了不少对国家有用的栋梁之才。

　　4结语

　　宋代官府藏书制度已趋完善，涉及图书的征集，藏书机构的发展以及藏书的管理和利用等。在征书方面，宋朝统治者"广开献书之路"，采取了一系列鼓励私人献书的政策，并逐渐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奖励制度[1]。在宋代藏书机构的发展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变革当属"三馆"迁入崇文院和秘阁的建立，这为当时的机构管理开拓了一个新局面，也使得藏书机构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在藏书的管理方面，机构内部严格控制其流通和借阅，增设馆职，以便更好地开展各项工作。在馆阁的利用方面更是有了很大程度的革新，北宋时期着力于其实际使用价值，到了南宋还参与朝廷的具体事务。宋代的官府藏书制度对元、明、清三朝的藏书发展有着极高的借鉴意义，为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是我国藏书体系中值得重点关注的朝代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