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眼看书林——清末公共图书馆二三事

      1、一个人们了解甚少的新事物

      19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入，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打击，清王朝统治日益腐败，封建经济的发展也受到沉重打击，正是由于这种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中国社会进入到一种新的危机阶段。资本主义国家应用不平等条例，在中国沿海和内地，划定地盘，开辟租界，派出传教士传播宗教，举办文化教育机构，兴办企业和工厂。总之，企图在华获取更大的利润和扩大他们的地盘。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留学东西洋,阅读新书报刊，社会各界人士对于世界、对于社会有了新的觉醒和认识。所以，所谓近代社会革命与改良的浪潮此起彼伏。当时，西方社会一种新的文化机构--图书馆进入人们的视线。

　　19世纪70年代，上海出现了一所由外人投资，专为中国人了解西方科学技术的机构，名字是格致书院。它的设置既重视图书典籍，凡西书翻为汉文者皆储藏院中，西方所出现的科学技术成果，特别是机器设备等也作为样品陈列，还备有新出的西文书报。该院采取会所制，缴费皆可入院阅览和参加各种活动。格致书院从1877年开始举办科学讲座，1879年开始招收学生。当时，书院的课艺(即根据西学和时事命题)往往引起大家的兴趣，而且也可检视当时人们对某一问题的认识和态度，主事者根据答题最后评出优胜者。我们从1894年夏的课艺题目中找到有"概述外国藏书、出版情况"的题目，该题目全名是"文字肇兴、历数千载、藏书之富，今倍于古。近日泰西亦重文字，据闻各国书院有藏书至数十万卷、数百万卷者，不知所藏何书?中国书籍固有流传外洋者，而西土著作日盛，除已译西书外，其未入中国者尚多，凡谙习各国文字之士，应留心及之，尚能详证博考，撮举大要录为书目否?"[1]熊月之先生论及格致书院课艺情况时,还列出了书院命题人一览表,从表中可以看出,1894年夏鉴定人吴引孙(宁绍台道),说明这个题目是吴引孙所出,可惜当时这一题目没有优胜者。这里我们分析一下吴引孙出这一题的背景。一方面，吴引孙任职宁绍台道，浙东素有藏书传统，明清众多藏书家在这片文化之乡从事藏书活动,故出现范氏天一阁和黄宗羲、全祖望等学术大师和众多藏书家。藏书影响文化学术，必然会引起这个地方官吏的关注。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近代西方学术的传入，近代各种出版机构大量翻译西书，加之各种报纸的传播，西书散布各地，西洋学术逐步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人们的视野。所以，提出西书对中国的影响，要考试者列出若干书目自是情理之中。至于提到各国书院有藏书数十万至数百万卷，可能是来自郑观应写于1893年的一篇文章《藏书》，编入1894年出版的《盛业危言》一书。总之，关于藏书问题逐步进入社会人士的视野，联系1895年康有为主张开"书藏"，梁启超的广人才、办学会、购西书、备观览的鼓吹。1896年5月，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中提出设藏书楼的建议，南北各地学会创设的学会藏书楼这些情况。都可以视为当时社会人士认为藏书楼对于培育人才、强盛中华的共同认识。这些认识和行动为20世纪开始建设公共图书馆准备了必要条件。

　　2、一个公共图书馆的建设计划

　　清末，朝廷做出君主立宪和修改学制的修补措施，1904年废科举，1905年开始实行新的学制。这样，由于学生人数增加，新式书报广泛传播，人们对于社会教育开始重视。所以，呼吁兴办图书馆、博物馆的呼声日益高涨,这就引起了各地朝野人士的注意。正是在这种条件下，20世纪初年，中国沿海和内地一些省份开始了兴办图书馆的高潮。晚清重臣张之洞为晚清的文化教育发展作了诸多努力，他在担任学部大臣时，规划了文化教育分年办理的事宜。在学部分年办理事宜中，分别列出了筹办京师图书馆、颁布图书馆章程、限定各行省开办图书馆，以及兴办中小学校等事项，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公共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的发展，为辛亥革命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

　　1909年，清廷学部分年工作规划中，关于图书馆事宜包括：

　　第一，颁布图书馆章程。1910年2月，清廷颁布《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章程》，该章程共20条，首先规定了图书馆设立的目的和宗旨是：保存国粹、造就通才。章程中这样说，图书馆建立是"以备硕学专家研究学艺，学生士人检阅考证之用"。宗旨是"广征博采，供人浏览"。这些说法和当时的一些认识是相近的，如何熙年就认为图书馆是"备讲求实学转移风气"，徐树兰主张图书馆应该"存古"、"开新"，刘光汉则认为图书馆是"供专门之寻绎"、"扩学者之见闻"。所以，可以看出，章程对图书馆的功能是供人们阅读，书籍应分保存与观览两类。这些表述应该说还是妥当的。同时，章程还提出京师和各省省会先建一所图书馆，然后再推广至府、厅、州、县治建设图书馆，并允许私人设立图书馆，或者将私人图书寄存于图书馆等发展图书馆的办法。此外，章程还对图书馆设立后之人员编制、经费、藏书、馆舍等都作了规定。这些规定有利于图书馆的推广和图书馆工作的开展。

　　第二，推进京师图书馆建设。1909年, 学部分年事宜提出"京师开办图书馆(附古物保存会)"。在以后几年中，学部为京师图书馆建设先后做了以下几件事：①在筹建京师图书馆折中，强调京师应设图书馆之必要性，并对当时典籍分散的情况作统一部署，提出应把文津阁《四库全书》、各省官书局刻本、翰林院藏书统一集中保存。这是有利于国家图书馆在高水平的藏书建设上发展。②委任缪荃孙为监督、徐坊为副监督。他们到任后，做了征集藏书、清理内阁藏书、编制馆藏目录等工作，为京师图书馆发展开了好头。③开始将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学部收藏的敦煌唐人写经、江南藏书家瞿氏部分藏书等入藏京师图书馆。④选定馆址。

　　第三，促进各省图书馆建设。学部分年筹备事宜中，1910年有"行各省一律开办图书馆"。其实，就在此前几年东南各省和沿江省份都有开办省图书馆，如湖南、湖北、浙江、江苏等省，直隶(河北)、奉天(辽宁)、山东、山西等省也在紧锣密鼓地建立图书馆。到1911年，除了一些边远省份外，都在陆续组建、改建、新建省图书馆。当然，从当时一些省图书馆来看，其规模和工作都还是初步的。如有些省图书馆建立了新的馆舍，而有些省图书馆则只是借用书院或官署挂了牌子或搭了架子。这些省图书馆进行的最有效的工作是：征集官书局的出版物，收集或购置新出版的书刊，合并官办书院所藏书籍，还有就是收购或接受藏书家寄存的书籍，并开始广泛收集本地文献。所有这些体现了图书馆的社会功能，并为辛亥革命以后省图书馆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3、一幅京师和省级图书馆的运行图

　　3.1 机构及管理

　　晚清图书馆事务是属于哪个部门管理的?

　　光绪31年(1905),朝廷把原礼部、国子监诸项事务合为一学部统管。学部下设五个司，有总务司、专门司、普通司、实业司、会计司，专门司下设有专门事务科，"关于图书馆、博物馆、天文台、气象台等事均办理"。[2]

　　关于各省图书馆事务，则由各省学政(1906年裁撤学政改为提学使司)管理。各省提学使司设提学一人，总理全省学务。又设事务公所，"佐提学使参画学务"。学务公所下设六课，其中有一图书课，"掌理编译教科书......兼管图书馆、博物馆等事务"。[3]

　　关于图书馆官员，京师图书馆官员称监督、副监督、提调等。省图书馆官员则由各省提学使司转督抚核定，有称监督或坐办、会办，有称经理、副经理，各地称呼不统一。至于府、厅、州、县治图书馆，称管理，或由劝学所总董、学堂监督、堂长充任。各图书馆的行政事务人员，如会计、庶务、编纂等也无统一名称，人数则由各馆自定。

　　学校图书馆(室)之设立，当时由于学制改革，各地普遍设立中小学堂，对于中学和大学图书馆的设立与管理，教育行政部门也有些规定。

　　中学图书室，规定"中学堂应有图书、器械、标本诸室"。[4]

　　大学藏书楼(图书馆), 当时有"京师大学堂建筑......所应备者，曰礼堂，曰学生聚集所，曰藏书楼"。说明当时明确规定高等学校必须有独立的图书馆。1903年的大学堂章程，规定"大学堂应置附属图书馆一所，广罗中外古今各种图书以资考证"。而图书馆之经理官(馆长或称主任)"以各分科大学中正教员或副教员兼任，掌大学堂附属图书馆事务，秉承于总监督(校长)"。[5]

　　下面我们分析一下各省图书馆的建设过程。

　　3.2 归并扩充而成的浙江图书馆

　　浙江图书馆可上溯至1900年建立的杭州藏书楼，1903年杭州藏书楼改称浙江藏书楼，到1909年，浙江藏书楼定名为浙江图书馆。在1902年刊行的《杭州藏书楼书目》记载，当时藏书楼有新旧图书718种，9499册，馆舍用菜市桥下东城讲舍旧址，管理人员叫监理，可见当时的规模是很小的。1903年，浙江学政张亨嘉将杭州藏书楼扩充，在大方伯里建造楼舍两座，改称为浙江藏书楼。1907年的《浙江藏书楼书目》记载，藏书3.5万册，有7万卷之数。1909年，浙江巡抚将浙江官书局并入，就称浙江图书馆了。当时，还委派官员称图书馆督办、坐办，还有会办。并开始选定西湖文澜阁旁建造新馆，故1912年后，浙江图书馆颇具规模。[6]

　　3.3利用书院扩建的福建图书馆

　　1903年，福州风池、正谊、鳌峰、致用四书院合并成全闽大学堂、全闽师范学堂，开始建有图书室。1905年，鳌峰书院改设校士馆。1906年，福建提学使司学务公所采纳张弧和傅栻等人的建议，在校士馆内附设图书馆，收藏原正谊书院等四家藏书，并增购杂志、报纸及时务新书，以供众览。"此为近代福建创设图书馆之始。"[7]1912年2月，校士馆图书馆迁入越山书院旧址，独立成为福建省图书馆。

　　3.4官绅合力创建的湖南图书馆

　　1904年，《湖南官报》第593号刊登了一则启事，名为《创设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募捐启》，主要是长沙官绅梁焕奎(实业家)、龙绂瑞(学者)、陈保彝(绅士)、谭延闿(官员)等人，鉴于发展教育开发民智之要求，希望通过公众之努力，"储书籍以备观摩，购图器以资试验"。他们这些倡议，得到地方官吏的支持，选定在定王台建起了湖南图书馆。1905年，巡抚端方派人调查日本图书馆并参考日本图书馆管理制度，制定省图书馆章程。当时还拨款10000两作为开办费，1200两作为常年费。1906年，新造藏书楼一所，计三层，纵横面积四十丈，阅览四所，纵横二十四丈，外更有买卷缴卷处、领书处等屋。1909年，该图书馆人员达到31人，这年支经理、总纂、员司薪水及一切杂用12000两。结果被省咨议员提出《整顿扩充图书馆案》，批评省图书馆"建筑简陋...书籍寥寥...虚糜巨金"。这样，到了1911年，湖南提学使司裁减湖南图书馆员工，年预算经费只有省平银2600两。[8]

　　3.5边筹备边提供阅读的陕西省立第一图书馆

　　陕西省图书馆始建于1909年，最初附设于西安原梁府街学务公所。1910年10月，陕西泾阳吴宓考取了陕西留美第二格学生，准备赴北京参加复试，住在西安，吴宓可能与学务公所图书馆的人认识，住下来后，一边准备功课一边阅读新书报。在十月初四至初十的日记中，吴宓写道："余无所事，惟蛰居图书馆温习功课复试。再则阅《小说月报》及《剖脑记》、《贝克侦探谈》、《拿破仑忠臣传》、《福尔摩斯再生第十、十二、十三案》等小说数种而已。""十二月十二日，至孟二兄处阅《小说月报》第四期。""十三日，至孟二兄处阅《孽海花》小说。""十四日，阅《新湖南》。""十五日，翻阅《中国白话报》及《新大陆游记》。"[9]这些记载说明，当时陕西省图书馆藏书涉及面还是比较宽的，同时也说明他们正在筹备阶段就开始为读者提供服务。

　　4、一个外国人眼中的几个图书馆

　　美国人威廉·埃德加·盖洛1903年来华。他以一个专业的旅行家身份走遍中国，为此，他写下好几本介绍中国的书籍。其中有一本称之为《中国十八省府》的书，出版于1911年。在这本书中，他提到过他所见的几个图书馆。

　　4.1武昌文华学院公书林

　　盖洛称武昌主要教会学校都在昙花林一带，他说："整个文华学院大体上采取了美国式的教育体制，其中包括了学习、娱乐和联谊会等诸方面。......另一大新的看点是富丽堂皇的图书馆大楼。丁韪良博士对此写道：‘把流通图书馆介绍到中国，就如同介绍了像镭一样的新生力量，它会永远在黑暗中闪光。'这个图书馆主要服务武昌所有的在校学生。馆舍动工前，就已经积累了4000本英文书和1500本经典的中文书;英国、德国和法国最优秀的作品将被译成中文，在图书馆上架供人阅览。"[10]

　　文华公书林是韦隶华女士创办和主持的学校图书馆,图书馆那座楼于1908年奠基,1910年投入使用,沈祖荣曾对文华公书林的建筑这样形容:"崇楼杰阁，馆舍颇为壮观;中西书籍，虽不敢说搜罗宏富，也可算规模初具。"沈祖荣先生在回忆他在文华公书林开始工作时的情况说：首先碰到的是分类编目的困难，分类只有一本杜威分类法，编码只是仿照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卡片。还有就是服务方式,是开架还是闭架的问题，甚至为了适应读者阅读的方便，把书籍还分成平装、洋装和布函。文华公书林最初读者是寥寥无几的，但是，他们克服了各种困难，甚至把书送到武汉三镇。这样，就使得当时文华公书林在武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1]

　　4.2长沙定王台的湖南图书馆

　　威廉·埃德加·盖洛旅行到了长沙，他也参观了位于定王台的省图书馆，他这样形容："官场的新气象与旧思想的保守性结合在长沙图书馆，表现得十分清楚。两千年来，这个地点一直被用于纪念孝顺的定王(原注：定王指西汉景帝之子长沙定王刘发;这个地点是指定王台)。定王常常登上东南城内的一座高塔，每天向故乡眺望。所以这里建起了一座庙宇来纪念定王。到19世纪末，最后一座庙宇被文人们用来举行诗会。本世纪初，进步的巡抚又把它改造为拥有数个阅览室的漂亮图书馆。馆内藏有《大英百科全书》和中文的《古今图书集成》，后者卷帙如此浩繁，仅贴标签就花费了数月功夫!"[10]

　　当然，盖洛只是走马观花地看了湖南图书馆，其实从1904年建馆到1911年，湖南图书馆已经初具规模。如：①几任地方官吏端方、庞鸿书向朝廷奏办省图书馆博物馆，并推动它的发展;②派出黄嗣艾访问日本图书馆，并借鉴日本图书馆制度，制定湖南图书馆章程;③多方筹措资金，于建馆次年购买民房扩建书楼;④开展图书馆工作，藏书可公开借阅;⑤聘请饱学之士担任馆职，1904至1906年陈庆年曾任湖南图书馆监督。但是，封建官场积重难返，1909年时，有人批评省图书馆"办理腐败"，订阅报纸只五六种，馆藏约四五千册。1910年，长沙日报批评省图书馆坐领干薪者十余人。[8]

　　4.3山东省图书馆

　　美国人盖洛旅行到山东济南，他知道在图书馆里可以找到他所需要的各种资料，所以，他在济南大明湖畔的省图书馆阅读了地方志和其他书籍。他是这样描绘省图书馆的："我们在公共图书馆逗留了很长时间，图书馆靠近湖边的议会公园。这一带清澈的小溪在假山中蜿蜒，睡莲池塘四周分散着，时而可见优雅的拱桥，幽深的小径连接着小岛。新建的公共图书馆就位于如此美丽宜人的环境里。图书馆的部分藏书是当地作家的作品和关于当地人物的故事，这类书大约有40册。墙上挂着一副怪异的济南城地图，标有三个有陆路交通的城门和一个运河流进的水门。......匆匆翻阅了普通参考书架后，我们得到了别人推荐我们看的精选文献。"[10]这位旅行家还不失旅行者边走边看的本色，利用当时少见的相机为我们留下了一帧图书馆的照片。照片中二层楼建筑物前还有一座独立的圆形建筑物，四周开着大百叶玻璃窗，圆顶上也有天窗，完全是一种西洋的建筑风格，估计这是一个阅览厅。

　　据1909年2月3日山东巡抚袁树勋的奏折中说，当时济南建的图书馆，地点在"城中学堂东偏有贡院隙地一区，背湖面山，开朗适中，方广二十六丈，计为楼12楹，前列广厅，足敷藏书及阅览各室之用，就中附设山东金石保存所，凡本省新出之品与旧榻精本，博访兼收，以表山东古文明之特色。"[12]两厢对照，可以看出山东省图书馆当时的规模是比较可观的，也和其他图书馆一样建于花园中,有草木之盛和亭台楼阁的陪衬，反映了当时图书馆建设之观念。

　　5、一个新的专业的探求

　　20世纪第一个10年，国人关于图书馆之探讨，在社会舆论上，仍然鼓吹传统藏书楼所谓"嘉惠士林"的盛举，但是，在说明藏书楼的作用上，比较强调藏书公开可以供给读书人阅读，可以提供人们参考，实际上就是说图书馆对社会文化是有重要作用的。同时，开始介绍图书馆如何管理的方法和技术。但是，当时社会报刊对图书馆的反映还不是很热烈的。下面把当时报刊对图书馆的报道作一介绍。

　　㈠《学部官报》。刊发各省申报兴办图书馆之奏折和学部有关图书馆之章程、京师图书馆官员任免、图书调拨等官方文件。这里特别提出的是《学部官报》从1909至1910年连续刊发王国维翻译的《世界图书馆小史》，这篇译文提供世界各国图书馆的简单情况，可以看成是配合建设京师图书馆和推动各省图书馆建设之参考。

　　㈡《教育世界》。刊发各国图书馆文章，该刊是我国最早的研究教育学及教学法之刊物，其中有文篇、译篇等栏目，罗振玉、王国维等人既有文论也有译文。可能他们受到西方教育理论的影响，把阅读、图书馆作为社会教育的一部分，故《教育世界》中刊发图书馆学方面的文章不少，如《欧美书藏记要》(1902.9);《各国图书馆之藏书》(1907.2)。特别他们还译述了各种专门图书馆的资料,如《美国轮阅图书馆》(1903.4),《拟设简便图书馆》(1903.9),《记美国少年图书馆》(1903.5)。此外,还有关于幼稚园图书馆(1901)和图书清洁(1903)等文章。可以看出，编译者着重介绍各类图书馆，希望读者更深切的了解图书馆。

　　㈢《教育杂志》之介绍图书馆。《教育杂志》是1909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创办的"研究教育、改良学务"为宗旨的月刊。此刊在1909年10月开始连载孙毓修所写《图书馆》文章。此文章虽然可能取材日本图书馆学书籍编译而成，在文章中也有新意，他提出了"保旧而启新"的办馆宗旨，比较全面地介绍图书馆的各项业务工作，比如，介绍"杜威法"，同时又提出应制定一部适合中国情的分类编目方法。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此外，《教育杂志》还有一些介绍儿童图书馆的文章，特别1905年5月有一篇《欧美图书馆之制度》，可以看出该刊编辑之独到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