炉香三养：养礼养心养生

魏晋青釉瓷花熏篮

清代紫金釉瓷熏炉

宋代黑釉瓷香鸭

汉代青铜熏炉

　　黄海涛

　　香炉是古代宗教、祭祀活动及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器具，在香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近年来，随着养生熏香活动的兴起，收藏和使用香炉的人群大量增加，香文化也成为一个热点话题。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也暴露出来，有相当多的人不懂得香炉的用法，使用不当，闹出笑话。前不久，在一个电视节目里就出现一个明显错误，编导将供炉置于主持人桌上，作为节目背景道具。殿堂炉与供炉怎么可以乱用？

　　我们从香文化的历史发展轨迹来看，历朝历代，皆因不同的熏香意图，选用不同的炉具。比如殿堂用殿堂炉，祭奠天地鬼神用供炉，卧室用熏衣、熏被炉，书案用文炉，琴桌用琴炉，修炼有行炉、压经炉，各不相同。这些不同用途的炉具，其材质、式样、大小、色彩、纹饰又有着诸多的不同。比如，祭奠天地鬼神用的供炉，明清以降，规制渐繁。蓝色瓷供炉，一般是家庙或居家供奉仙逝之人的；红色的瓷供炉是供奉仙佛、先师的，这两种供炉不能交叉混用。供炉不能用作琴炉，同样，熏衣炉也不能用作供炉，有着严格的区分。甚至文臣武将用炉亦有区别，如此等等，各不相同。中华传统香文化博大精深，在五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养礼、养心、养生三大用香体系。而其中的重要载体，就是熏香炉。

　　养礼

　　“养礼”即礼教用香，这个礼就是在制度化、程序化的仪式中恭祭天地君亲师，仪式中的主要内容是焚香祭拜。

　　在远古时期，祖先们对雷电风雨等自然现象充满恐惧，认为天地有神灵在主宰，人的灵魂可以离开躯体而存在。于是，祖先们就把恭祭天地君亲师作为头等大事。这些祭祀活动的仪式，就是祭礼、祭典。每遇大事，都要焚香祈祷，以求得神灵的护佑。史前至夏商周时代，祭祀的熏香炉是在豆形器皿中摆放或燃放香料。

　　战国时期的祭祀用炉，从各地出土报告来看，以豆形炉身加扁盔形盖的熏香炉为主。汉代朝廷在祭祀、礼政等重大国事活动中，主要使用博山炉，借以通达神灵。博山炉是汉晋时期在宫廷流行的焚香器具，多采用青铜制造，有些甚至鎏金或错金银。在博山炉中焚烧香料时，烟气会从炉盖的仙人、流云间飘出，整座炉就像云气缭绕的仙山，表现出当时上层社会浓厚的求仙思想。

　　熏香炉在古时的礼教、礼乐等政治活动中占有神圣的地位。汉唐以来，皇帝上朝理政，先命侍者焚香起烟，然后处理朝政。那时的统治者认为“烟”可以通达天地人三界。有诗云：“千官望长至，万国拜含元。隔仗炉光出，浮霜烟气翻。飘飘萦内殿，漠漠澹前轩。圣日开如捧，卿云近欲浑。轮囷洒宫阙，萧索散乾坤。愿倚天风便，披香奉至尊。”

　　汉唐所用的“殿堂炉”，其造型、体量和纹饰特点是仿夏商周青铜礼器，以圆形方形、三足四足为主要配置，一般成对摆放在殿堂的重要位置。如汉代青铜熏炉，炉盖上有凤鸟纹饰，三条龙状足托住炉膛，体量较大，庄严肃穆。

　　同殿堂炉一样，祭祀用的供炉造型、体量和纹饰特点也是仿夏商周青铜礼器，以圆形方形、三足四足为主要配置。供炉以单只摆放在供祭对象前，红色炉祭佛、道、祖先等，蓝色炉祭刚逝去的人。如明代圆形石香炉，三足上雕刻有狻猊，体态庄重。再如，明代黑釉瓷香炉，为一炉两灯制式。

　　用于祭祀、礼教的熏香炉，对熏香炉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尽管生活用的熏香炉、特别是熏衣炉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兴盛一时，但是，传到后世的主流熏香炉还是以礼教功能为主。因汉武帝的倡导，政教合一，导致政教不分的博山炉大行其道，一直延续到唐代。宋朝赵希鹄在《洞天清录》中云：“古以萧艾达神明而不焚香，故无香炉。今所谓香炉，皆以古人宗庙祭器为之。爵炉则古之爵，狻猊炉则古踽，足豆香毬则古之鬵，其等不一，或有新铸而象古为之者，惟博山炉，乃汉太子宫所用者，香炉之制始于此。”

　　在宋代，官窑瓷器显示着风格鲜明的宫廷式样, 香炉亦然。其形制更多是取自商代至唐代青铜礼器。因此，宋代官窑瓷熏香炉，更多地反映了对礼教的尊敬。宋代逐渐走入寻常百姓家的香文化，是以祭祖和拜佛为主要内容的。

　　虽然香文化中的礼教取向逐渐由“高层”向“底层”普及，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熏香炉发展到明代，宣宗朱瞻基更是为了“遵循古代礼制”，命大臣依据古法设计制作了一批宣德炉。这批宣德炉对熏香炉的制式、使用者级别都有详细“规定”，圣上皇后用炉、前殿后宫用炉、前庭后堂用炉、文臣武将用炉、礼部吏部用炉、僧家道家用炉，圆炉祭天方炉祭地，皆有一定之规，既为前人用炉之传承，也为明人用炉之规范，更为后人用炉之圭臬。

　　养心

　　“养心”就是通过香的不同味道，寄托情思，传递感情，修身养性。

　　熏香炉用于礼佛、礼道、礼儒，担当了极为重要的社交角色。特别是在古代士人的社交文化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茶席有茶香，琴桌有琴香，书房有文香。

　　在隋唐以前，佛家用炉以博山炉为主。隋唐以后，香炉制式的发展逐渐脱离汉魏博山炉的垄断，西域风格和古印度风格的元素日益彰显出来。从北魏时期起，鹊尾炉和行炉在行香仪式中开始广泛使用，如宋代紫金釉瓷行炉，通体紫金色，炉身无纹饰，形似高脚杯，炉檐较宽，上部炉身大于炉底部。

　　道家早期的熏香炉即是黄老之学倡导的博山炉。原存于陕西省的北魏永平二年三尊式道教石刻造像，底座的双狮中间供奉的就是博山炉。现藏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的北周天和三年杜世敬造石刻老君像，底座上也刻有博山炉。道家初始，即以炼丹为主要道术。故其对鼎炉的使用，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特征。道家著名的熏香炉有三足炉、四足炉、五足炉等。唐宋以后无盖香炉大行其道，用于燃炷香。道家用香中多有占卜之事，观香灰定谶纬之兆。如明代方形铁炉，以铸铁为炉，炉侧面铸有“万历二十四年”款。

　　宋代儒家金石学的兴起，与皇权礼教一道，使熏香炉的造型又有了新的规范。宋代“修身养心”的新理念，促使熏香炉的造型、色彩、纹饰转向内敛化、小型化和淡雅化。儒家文化的多样性，造就了儒家熏香炉功能的多样性。文炉、琴炉、茶炉等花样繁多，异彩纷呈。

　　从熏香炉的形制上看，主流是仿夏商周青铜礼器的熏香炉。但是，“仿生”造型的熏香炉依旧流行。实际上，从汉代到唐代，仿生熏香炉已经很流行了。比如鸭形、狮形的熏香炉，在宋代被称为“香鸭”和“金猊”。如宋代青白釉瓷香兽，炉盖上饰有仿生狮子纹饰，憨态可掬，炉身饰有莲花，清新雅丽。此炉一般放在书案上作为文炉使用。李清照的“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说的就是此类香炉。宋代黑釉瓷香鸭，炉盖上饰有仿生鸭子纹饰，栩栩如生，也可用作文炉。宋代著名词人周端臣《青铜香鸭诗》云: “谁把工夫巧铸成，铜青依约绿毛轻。自归骚客文房后，无复王孙金弹惊。沙觜莫追芦苇暖，灰心聊吐蕙兰清。回头却笑江湖伴，多少遭烹为不鸣。”另外，仿生的高脚“花杯式”熏香炉，也是宋代士人的挚爱。甚至贵为皇帝的宋徽宗，其“听琴图”上画的也是这种形制的熏香炉。再如清代紫金釉瓷熏炉，盖上饰有灵芝，炉身饰有狻猊，颜色厚重，给人以沉稳庄重之感。

　　养生

　　以香“养生”关系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用香驱瘟避疫，可以达到行气、发散、助阳、消炎、松肌的保健养生作用。

　　熏香在古代人的居家生活中也是不可或缺的。不同于养礼和养心的庄严肃穆、高贵典雅，居家用的熏香炉多精致玲珑。

　　用于驱蚊虫、避瘟疫、熏衣被等养生用熏香炉，早在史前就使用。东北的红山文化、东南的良渚文化都有原始陶制熏香炉出土，战汉时代的熏香炉也有大量发现。在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中，发掘的“铜熏炉”和“提笼”就是用来熏衣的器具。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的文物中，就有为了熏衣被特制的熏笼。西汉司马相如《美人赋》中云：“金炉熏香，黼帐高垂。茵褥重陈，角枕横施。”连倡导节俭的三国时期的曹操，亦曾告诉家人“房屋不洁，聴得烧枫胶及蕙草”，足见熏香在生活中的重要。魏晋南北朝时期，熏衣之风更盛。《东宫旧事》曰：“太子纳妃，有漆画手巾熏笼二，又大被熏笼三，衣熏笼三。”魏晋青釉瓷花熏篮，形似花篮，周身有孔，此炉为花草香熏篮，花草置于笼内，衣被置于其上，使香气附着于衣物之上。

　　在唐代，熏笼大为盛行，覆盖于火炉上供熏香、烘物或取暖。许多唐代诗词，都提到这种用来熏香的熏笼。如“熏笼玉枕无颜色，卧听南宫清漏长。”在西安法门寺曾出土了大量的金银制品的熏笼，雕金镂银，都是皇家御赐用品。

　　除了博山炉，汉代还出现了众多其他形式的熏香炉，多为铜制，炉身设计较浅，下方有承盘，炉身造型奇特、生动，多为仿生形，主要造型有凤形、雁形。如河南焦作嘉禾屯汉代窖藏及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出土的两件凤鸟形熏炉。雁形熏炉主要集中在山西、山东、河南一带，造型基本相似。花篮形陶瓷香熏，主要流行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浙江、江苏、湖南、湖北及安徽一带。

　　还有一种便于携带的熏香炉。晋代葛洪著《西京杂记》载：“又作卧褥香炉，一名被中香炉。本出房风，其法后绝，至缓始更为之，为机环转运四周，而炉体常平，可置之被褥，故以为名。”唐朝诗人元稹曾做《香毬》诗赞曰：“顺俗唯团转，居中莫动摇。爱君心不恻，犹讶火长烧。”此类熏香球在宋代依然使用。宋代文豪陆游《老学庵笔记》中说：“京师承平时，宗室戚里岁时入禁中，媍女上犊车，皆用二小鬟持香球在旁，而袖中又自持两小香球，车驰过，香烟如云，数里不绝，尘土皆香。”可见此类熏香球是供人随身携带的，应该说从汉代的卧褥香炉到宋代作为袖熏的香球，其使用的范围和方法出现了较大的拓展。

　　此外，还有一种香具叫香囊。如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中就出土有四件香囊，同墓出土的竹简上称之为“熏囊”。乐府诗集《孔雀东南飞》中就出现香囊之称谓了：“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曹操的《定情诗》中也有香囊，“何以致叩叩，香囊系肘后。”

　　从元代到清代，香文化已经完全走进寻常百姓家了，瓷质、铜质熏香炉依旧是主流。随着熏香活动的普及，熏香炉也由简约、浑厚发展到繁缛、精细。除瓷质和铜质外，大量宝玉石类材料也用于制炉，竹木牙角等材料也用于制作熏香炉了。

　　从艺术造型和纹饰上看，汉晋炉多山林之气，隋唐炉多庙堂之气， 宋明炉多士夫之气， 清朝炉多匠作之气， 民国炉多市井之气。之所以有这诸多的不同，原因是对香文化的认知不同，以及社会主流文化的导向不同。

　　当前，国内的香文化走入一个误区，重视对香料自然属性和商品属性的开发，而忽视了其文化属性，对古代熏香炉等香具的研究还是初级阶段。就拿熏香炉的用法来说，在日常生活中、影视作品里甚至专业香文化活动中，常常谬误百出。比如家里供佛祭祖用的香炉，一般不适用大型彝鼎之器，以摆放中小型供炉为宜。笔者在一个大户人家见过用超大型景泰蓝鼎炉供佛，而且把供果也放在香炉中，令人啼笑皆非。再比如，在琴桌上摆放供炉，在香席上摆放行炉，等等，显得不伦不类。现代人在制炉、用炉上，不能只追求形式，满足“养生”的基本功能，而更应该关注“养礼”、“养心”，追求香文化的精神内涵。

　　来源：北京日报